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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怀念我的恩师杨儒怀教授

  我刚刚读了杨儒怀教授的孙女杨映月写的纪念文章,《我的爷爷—杨儒怀》。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央音乐学院的网站上。杨儒怀教授获得对中国音乐有杰出贡献的“金钟奖”终身成就奖,被誉为泰斗级的博士生导师,却可以为满足孙女杨映月弹琴的需求跑前跑后,伺候吃伺候喝。怪不得杨映月会骄傲地喊出:我的爷爷是杨儒怀!杨映月的文章写得非常真切流畅自然。使我仿佛亲眼看到了杨儒怀先生和孙女在一起时开心而慈祥的音容笑貌和所享受的天伦之乐。更使我联想起我和杨儒怀先生学习英文时的宝贵时光。

  我于1984年从中央歌剧院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本科,上过杨儒怀教授的音乐曲式与作品分析课。从85年秋天起,一直到87年暑假之前,我去杨儒怀教授家和他一直私下学习音乐专业英文,开始相当长一段时间大都是每周两次,后期因为杨先生太忙,就改为一周一次,从下午3点到6点。我虽然不是杨儒怀教授的研究生,但我可能是和杨先生学习音乐专业英文课时最长的学生。起初是因为杨儒怀先生和我父亲秦西炫从40年代起就是好友。彼此都不讲客套,向来都是直呼其名。但是,彼此又很尊重。他们俩合作翻译了达维逊 A.T.(A.T.Davison)著的《合唱作曲技巧》(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6)。杨儒怀先生不幸逝世后,我哥哥秦大平教授马上从威海赶到北京代表我父亲和我们全家去杨先生家,向胡大夫及儿女表示深切哀悼。胡大夫代表杨先生送给我父亲、我哥哥和我一人一本杨儒怀教授从教60年纪念册。其中,送我父亲的那一本,杨先生早已签名。使我们全家都很感动的是,杨儒怀先生在他小小的堆满了书谱的书房里,还在书架上摆放着晚年他和我父亲的两张合影。

  我那时十分珍惜和杨儒怀教授学习英文的宝贵时光。开始时,我们从格罗夫音乐辞典中选一些音乐家的传记来读,例如,贝多芬的传记和勋伯格的传记等等。杨先生说,他也还没读过,我们就一起读吧。每次我都在家先预习,把不认识的单词都查了,尽量自己先读懂。每次开始上课时,杨先生都先沏上两杯茶。我先把英文念了,再用中文翻译给杨先生听。有时候,杨先生和我一起看原文,有时候,他站起身来,边听我说,边凝视着窗外,若有所思。格罗夫音乐辞典中的音乐家传记中有很多从句,有时,一个相当长的自然段只是一句话,其中出现很多排比的从句。有时,我没搞懂其中真正的意思,只是按字面翻译了。杨先生听了哈哈大笑。听完杨先生的讲解,使我顿开茅塞,豁然开朗。常常一方面我对杨先生渊博的学识佩服得五体投地,另一方面也大笑我自己翻译的错误。和杨先生上课,真是如沐春风。记得在读勋伯格的传记时,勋伯格称自己是the chosen one, (被捡选的人)。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杨先生解释说,勋伯格是犹太人。《圣经》里说,犹太民族是上帝捡选的民族,所以勋伯格认为自己是被上帝捡选来拯救西方音乐的。勋伯格生活得穷困潦倒、饥寒交迫,冬天的取暖费都付不起,却依然高傲地以音乐的救世主自居。

  西方的艺术音乐和宗教信仰有很多关系。杨儒怀教授在谈到科学与信仰的关系时说,科学与信仰永远不矛盾。科学是研究宇宙间可以被证实的物质世界,信仰则只涉及不能被证实的精神世界。科学的发展使不相信上帝的人认识到大自然的奇妙,同时,也使相信上帝的人更加信仰上帝的伟大创造。科学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也无法证明上帝存在与否,以及宇宙万物是否是上帝创造的。假如有一天,科学发展到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证实宇宙万物是上帝创造的。那么,相应的信仰就会因此消失。相信上帝就成了相信科学的问题了。杨儒怀教授从来没对我说过他是否信仰上帝。

  杨儒怀教授从不收学费。我那时在家里教一些钢琴学生,每月可挣100多元,加上中央音乐学院每月发给我33元的助学金。我当时算是高薪的学生了。我看杨先生吃饭多是瞎凑合。那时商店的食品远远没有现在丰富,我就用自己挣的钱,不时买些比较容易烹调的食品,作为一点心意送给杨先生。

    我跟杨儒怀教授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感到英文大有长进。有一天,杨先生说,他从图书馆发现一本关于20世纪现代音乐的书。他刚刚看了开头,认为这本书不错,让我复印后和他一起读。这是一本由美国纽约皇后学院音乐教授乔治·波尔(George Perle, 1915–2009)著的《序列作曲与无调性——介绍勋伯格、贝尔格和威伯恩的音乐》(Serial Composition and Atonalit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Music of Schoenberg, Berg, and Webern)。那时,中国音乐家研究西方20世纪现代音乐才刚刚起步。和以前一样,每次我都在家先预习,把不认识的单词都查了,尽量自己先读懂。每次开始上课时,杨先生都先沏上两杯茶。我先把英文念了,再用中文翻译给杨先生听。然后,再听杨先生解释上下文的意思。和以前不同的是,从学这本书开始,每次课后,无论我其他功课有多忙,我都坚持在当天把我和杨先生学的段落翻译成中文,尽最大努力做到信、达、雅。严复用这三个字概括了翻译活动要达到的标准。“信”就是忠实于原文;“达”则主要是文字表达;“雅”是要有文彩。杨先生最强调忠实于原文。为了翻译得好,我真是咬文嚼字,有时搞到夜里2点多。到了1987年的暑假之前,终于把这本书学完了,同时,我也翻译完了。我和杨先生的英文学习就要结束了,我恳请杨先生把我的译文看看,结果被杨先生严词拒绝。杨先生说:“我不看。你读懂了这本书,和翻译成中文,完全是两回事。翻译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你如果拿去发表,千万不要提我的名字!" 我十分理解杨先生一向治学严谨。他担心我翻译的不好,败坏了他名声。这翻译稿只好束之高阁了。
    我于1987年秋天从北京坐火车去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留学了。1988年芬兰航空公司为庆祝和中国通航,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请我哥哥秦大平和我去演奏钢琴。作为回报,芬兰航空公司送了我一张从赫尔辛基到纽约的往返机票。夏天,我在纽约会见了乔治·波尔教授。他年事已高,但是身体很好,通常早上5点多就起来工作。我看他用苹果电脑写作。得知我把他的书翻译成中文,他很高兴。我和他进行了几次长时间的交谈。波士顿交响乐团每年夏天都要在波士顿附近的坦戈伍德举行博克夏音乐节,波尔教授应邀去坦戈伍德讲学。波尔教授也邀请我去了坦戈伍德听他讲学,并且在他们夫妇的住处住了一个晚上。波尔教授送给我一本《序列作曲与无调性——介绍勋伯格、贝尔格和威伯恩的音乐》第五版的英文版。其中包括他对一些文字、谱例和注释等刚刚做过的亲笔改动。我也对中文译文进行了相应的更正。后来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社愿意出版这本译著。波尔教授很慷慨地写了授权书,表示不要版权费。我父亲秦西炫仔细读了我的中文翻译,觉得我翻译的不错,于是,他去中央音乐学院求杨先生在百忙之中,看看我的翻译。杨先生读了以后,认为我翻译的质量明显出乎他的预料,于是没作任何改动,欣然同意我在译著的前言里提他的大名。
    这本《序列作曲与无调性——介绍勋伯格、贝尔格和威伯恩的音乐》于1989年由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社特辑出版。1989年1月,我在书的前言中写道:“在此,我要向我非常敬重的先生,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杨儒怀教授,致以衷心的感谢。杨先生曾长期耐心细致地指导我学习音乐专业方面的著作。他渊博的学识以及对许多疑难问题的精辟见解,常使我钦佩不已。他的谆谆教导使我受益匪浅,为我翻译此书以及以后在国外的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本书出版以后,杨儒怀教授相应开过一门课,就叫“序列作曲和无调性”,从网上看到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音乐作品分析专业的李如春博士写过这样一段话:“杨先生给我们上‘序列作曲和无调性’课,延续一贯的风格,不坐、不喝水、中气十足、神采飞扬,那时先生都已经是快80的人了。一门课让我充分了解了先生的严谨、博学、热情。”
    1998年我在美国的密歇根找到了软件工程师的工作后,马上想起杨儒怀先生。要不是杨先生,我哪里能读明白IT方面的英文书呢。我拿到工资不久就寄了些钱给父母,请他们设法买台电脑送给杨先生,以示我由衷的谢意。杨先生对我的谆谆教导和恩情远远不是我以一台电脑所能报答的。我记得一位中央音乐学院的老教授对我过说,中央音乐学院就数杨儒怀先生学问最大,人品最好!杨映月能有这样一位爷爷,真是太值得自豪了。不仅是我,相信杨先生所有的学生,都会以曾有过这样一位恩师而自豪,为失去这样好的先生而悲伤!
 
                                                                                                   2012年6月7日于多伦多
 
作者:秦元平   来源:   最后更新日期:2012-06-15 23:44:59    发布日期:2012-06-15 19: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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