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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恩难忘——怀念汪毓和老师

  汪老师走了,他终究没能跨过84这个坎。中国有句俗话“73、84是个坎”,他1929年生人,到2013年刚好84岁。

  他是一位令所有年轻学子都崇敬的学者,每一个跨进音乐学的人,都是读着他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入学的。从绿色压膜封面的“修订版”到黑白照片封面的“第二次修订版”,再到现在发行的米黄色“第三次修订版”,不知它陪伴了多少学子走进音乐学院,走进音乐理论的殿堂。而我,也是这其中的一员。

  1999年,我像一个咿咿学语的婴儿走进了音乐学院,那时,“汪毓和”三个字仿佛就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化身,他编著的书是我们必读的教材。2004年,我有幸入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汪老师,真没想到他是一位那么慈祥和蔼、精神矍铄的老人!每年硕博的开题报告、论文答辩上,我们都期待能聆听他的谆谆教诲。在各种学术会议上,他的发言也都极为谦虚严谨。他有一辆二八自行车,那是他的代步工具,校园里、马路上,都有他的身影。偶尔跟他在路上打招呼,他会像一阵风一样疾驰而过,留下声如洪钟的“哎……”,底气十足。

  在我写硕士论文时,苦于资料少,经常去国家图书馆大海捞针般地寻找。一次有机会与汪老师见面,他问我写什么课题,了解之后便问我是否知道一本北师大的相关硕士论文,还主动说可以把论文借给我,令我如获至宝。2007年,我准备考博时需要两封专家推荐信,父亲鼓励我请汪老师写一封,这在我心里是遥不可及的事。我忐忑地给他打了电话,起初没人接,过了几分钟他竟然打了过来,听我说明来意后更痛快地答应了,让我兴奋了好几天。考完试后,录取结果迟迟没有公布,我的心一直悬着。一天与他在学校偶遇,他似乎看出我紧张的神情,轻轻地拍拍我的肩膀,笑眯眯地说了两个字:“没事儿”。多么简单的两个字,对我来说却是那么的宝贝。他就像是我的一颗幸运星,总能在我需要时给予我最及时的帮助。

  读博后,终于有机会能够与他面对面上课了,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情。每周在他狭窄而拥挤的办公室里,闻着带有奶油味道的烟丝,看他吸着烟斗,觉得那是一个特别可爱的老头!每当上课中有电话响起,他总是拿起话筒,直接说一句“我在上课”就挂了。08年去苏州开中国音乐史学年会,他带着我们几个学生去逛拙政园,全程步行,健步如飞。他对园内的景观如数家珍,因为那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10年去厦门开年会,我们与汪老师合影,起初大家开玩笑,说汪老师要瞪一下眼睛,能显得眼睛大一些,结果后来他就真的每拍一张就很认真地瞪一下眼睛,把我们逗得前仰后合。虽然我与汪老师的接触不太多,但是他却给我留下了那么多美好的记忆。

  就是这样一位老人,每天早上8点早已坐在办公室里,下午甚至晚上依然还埋头在书堆中。就是这样一位老人,80岁得了带状疱疹,浑身疼痛,却每天自己骑车去医院打针。就是这样一位老人,年届八旬还依然带博士生,成为学校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专业的砥柱,有他在,大家的心里就有了底。2009年是汪老师的80华诞,学校为他举办了全国性的庆祝活动暨学术会议,有150余人从世界各地赶来,共同为他祝寿。会中,蒲方老师希望我能写一篇学术性的报道,虽然那时我正在写博士论文,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能为汪老师的活动写文章,这是我们作为晚辈学生应该做的,在我看来,它更是一种荣幸。

  一晃三年过去,我已经到南方工作。每次回到中央音乐学院,我都会从汪老师的办公室门口走过,看看他给学生上课的身影,或者进去聊上一聊。没想到,2012年4月我与他在办公室的问候竟成了最后的永别……

作者:祁斌斌 文   来源:中央音乐学院   最后更新日期:2013-02-15 15:52:14    发布日期:2013-02-15 15: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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