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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音乐讨论会之二资料整理

时间:2007年6月30日,19∶30。
地点:图书馆一层乐谱库
人物:作曲家:陈怡、周龙、黄安伦、贾国平、李露、黄秘书长、某双簧管演奏员、某老年钢琴联谊会会员、某本院钢琴老师、众多同学。
主持人:柯扬

贾国平:
        到会的嘉宾有,作曲家黄安伦,交响乐基金会的黄秘书长,著名的指挥大师李德伦的千金,美国密苏立大学的周龙教授、陈怡教授,本院的杨勇教授……这是我们第二次关于现代音乐的讨论,同样的桌子椅子,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继续我们的话题。

柯扬:
        上次讲座大家反应挺好,本次讨论的主要议题是:我们为什么需要现代音乐,我们需要怎样的现代音乐,什么样的音乐是好的音乐,作曲家的个性与人类的共性。请各位老师根据自己的经验谈谈想法,同学们也可以随时提出问题。

贾国平:
        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

柯扬:
        是我们几个同学商量的,也征求了贾老师的意见。

贾国平:
        问题好像没有和我商量(大家笑),这是他们自己提出的,有一句德国谚语:“没有愚蠢的问题”,任何问题都可以,我想任何学生都可以公开提问。

陈怡:
        我参加了帕拉天奴比赛,我发现大陆的创作近十年有普遍的提高,从观念的开放,到技术,到文化底蕴的广泛性,还有谱面制作,都是今非昔比。而且演奏程度这么高,可以说形成了一种气候。32部作品被一气呵成的演奏,国际比赛也不会有这么大数量的作品被放在一个音乐会上同时演奏,我以为这是一种气候和环境,对新音乐的创作形成了一种推动。我从头到尾参加了选拔。刚才问到现代音乐的发展,我以为现在多种风格并存,很难说在一次比赛中,哪一种风格能占上风,现在已经不是一色不变或偏向某一种风格,很难说哪一种风格是普遍流行,也很难说哪一种风格成为过去。不过每个人自己的创作个性应该是第一位的,个人最自然的语言最重要。如果个人风格能是经过一定的文化积淀而外化出来的成果,可能会为不同民族所共享。我是以这样的想法创作的,从来没有想过我要怎么做,只是用自己的语言去做,在许多作曲家的想法上或许有同感。至于多种流派,我们可以讨论也可以介绍外面的情况,我也不能界定哪一种流派就是最流行的,或者应该成为主导,或者说是未来的走向,我想现在说不定,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因为客观世界的发展不是以某个人或某个流派的主观愿望为转移,我想大多数艺术家都不会跟着潮流来创作,大多数还是凭着良心对社会进行反应,创作也是个人思想的外化。如果你要我谈论各种比赛的取向,我可以作详细的介绍。我更熟悉美国的各种比赛和某些欧洲的比赛,对其他地方的作曲比赛并不熟悉。我想先说到这。

柯扬:
        陈老师主要说了两点,第一点是,我们现代音乐的发展势头很好,从帕拉天奴比赛看出的。第二点是,现在是一个多元社会,没有哪一种风格是唯一的,一位作曲家应该真诚地对社会做出反应,而不要刻意地去追求什么东西。其他老师有什么看法。

陈怡:
        在波士顿同台演出了我和杨勇的作品,三四年前,马友友也来了,在观众里。他们的演奏家有的是哈佛大学的数学教授,钢琴水平绝对棒。他们很注重我们民族性的表现。杨勇的《二胡和乐队》,我的管弦乐和独奏作品,谭盾的《琵琶与乐队》。杨勇的管弦乐写得很精彩,很多各层次与独奏形成对比,我到现在还记得,有东方红?

杨勇:
        记性不错嘛,我都忘了。(大家笑)陈怡的话让我想起,曾经见过一些业余的表演,专业水平很高。好像在各个城市里都流行着一种gay men chorus(同性恋男声合唱团),绝对专业水平,他们唱海顿莫扎特很好,唱现代音乐也很好。这些业余的音乐家,不管他们的性爱好怎样,但他们的演奏质量很高。或者是十二音的,或是很庞大的,他们都是凭自己的感觉去做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需要现代音乐。我觉得我们需要现代音乐,就好像我们喜欢春天和夏天一样,不管需不需要,它们就在那里,热就要热,挨冻就要挨冻,难受也必须忍受,世界就是这样,噪音太大,就把耳朵堵一样。这个世界需要各种各样的风格。有一位作曲家叫舒勒,他说,一位作曲家想让人恨自己都不容易,因为,要人恨你,必须先让人知道啊,可是人们还是不知道他,我们都是小世界中的成员,我们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如果这种表达方式成功,就是个人风格,反之,就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我总是和学生说,寻求个人风格非常重要。可是,我总听见年轻学生问,老师,我有没有自己的风格。我觉得,坚持下去肯定会有的。我觉得陈怡说的很好。作曲家都在凭良心做事,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不同的风格流派同时存在,每一位艺术家成名与否,都对时代有影响。贝多芬之所以那么有名,可能在他那个时代许多作曲家都在努力,如果没有那些艺术家,可能也没有贝多芬。凭良心最重要,这是艺术家最需要的。

周龙: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需要现代音乐。你这个现代音乐的概念怎么界定?作为一位作曲家,肯定是些现代音乐的。在美国,人们会问你,你是什么类型的作曲家?我说写现代音乐的,人们会说,哦,是摇滚的作曲家。那到底是古典的,还是当代的?我们为什么需要现代音乐,我觉得现代音乐是半个世纪以来产生的形式。古典音乐是否包括电影音乐?我觉得现代音乐是一种精神食粮。有需求,有顾客,就有人做。当然,你要升华一点,说是艺术家,要给出一种商品。我不是美学家,音乐学家,很难说。但必须去定义。至于需要什么样的现代音乐?就更难说了。音乐中当然有好的音乐,也有劣质的音乐。至于什么样的音乐是好的?作曲家一般都认为自己的作品是好的。关于作曲家的个性和人类的共性也是很难定义的问题。有时候,作曲家的个性和人群是不吻合的。有些大师写出来的东西是不被大众欢迎的。

柯扬:
        比如一位作曲家在遵循自己的风格,这里肯定有他的个性,但为什么一些作品能流传下来,或超越历史文化,这里是不是有人类共性存在。如果没有共性,作品如何可以流传下来。比如,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这些比较深层的东西。它们不是表皮,不是风格。会不会在个人的风格追求和人类的深层共性之间有一个结合点,这可能是一个作曲家要求追寻的东西。

周龙:
        这个倒是有。我觉得打动人必须首先打动自己,因为作曲家一般都不傻。一般的作曲家都会审视自己,在专业上的确有很多共性,但不是单纯的动听。

杨勇:
        也可能现在的社会结构与以前不一样了。不是贵族给钱委约。现在已经没有贵族了,而是有钱的企业家。他们的眼光是全球经济垄断,作曲家生存的条件就不是贵族、宫廷。作曲家在学校生存,他们的钱来自教学。以研究为主,这或许也是现代音乐比较抽象的原因之一。当然,我们社会中也有一些成名作曲家,但非常少。

陈怡:
        美国在近二十年正在改变这种现象。很多作曲家不当教授,博士到纽约作曲。无数的比赛为作曲家、演奏家提供机会,为各种风格打开大门。与七十年代不同。我们在学校工作,但我们鼓励学生不要遵循一种风格,要开放,要发觉自己的个性,掌握各种流派的技术。我以为这是一个很开放的时代,在美国已经打破了最权威作曲比赛的单一性。以前有的比赛锁定某种风格,至少这十年来都不是。中国应该也会这样。虽然我们国家很少有基金会赞助,而且我们的国家民间机构的鼓励不够。我们的钱不是多了,而是不够,因为我们的人比美国多。还有那些不是给著名人士参赛的比赛应该越来越多。欧洲则往回走了一点,因为政府缩减腰包,不给太多赞助,这是根据社会历史需要决定的。因为他们可能翻烂得太多了,群众也确实不需要这么多,有这种可能性。但中国确实应该更广泛地展开这种可能性。

黄安伦:
        我也出去很久了,离开学校这么长时间,可以说是在一个自我批判自我批评的过程走过来的。我也是从中华文化的地方到了一个彻底现代派、先锋派的环境里。一切的价值观都要划上一个问号,所以着着实实迷惑了一阵。但是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把我自己给提醒了。什么事呢?那时还是在多伦多大学音乐系,我有一个从英国来的同学也是学作曲的。我问他:“世界上这么多可以赚钱的职业和学科,你比如学法律,学医,哪怕会计,也比作曲赚的钱多。你干吗把整个生命搭在学作曲上呢?”他说:“我每天和美好的艺术、美好的音乐打交道,在美里探索。这哪里是能用钱来换的?我为我们音乐学院每一个学生骄傲。”这句话一下把我给打醒了,咱们为什么要学音乐,我和我的朋友也讨论过这个问题。究竟音乐有怎样的魔力一下把你的心夺去,把这一辈子搭给它?可能是特别有个性,或者是民族特性把你打动了。我当时在广州,我妈拿照片,告诉我,这是你爸爸,有一天,这个人回来了,胡子很长,还扎我。他带来了许多音乐,你知道,三岁小孩听音乐是没有偏见的。当时,他从美国带来了黑胶唱片和唱机,他放了一个作品,巴哈的布兰登堡协奏曲,我当时不知道,但是,当时就把我的心夺去了,直到今天一听,我还特别感动。音乐有一种神秘性,不就是一个大三和弦嘛?怎么就把你的心夺取了。以至于我在三化的时候,不好好练琴,凌远老师十分生气。我觉得中国人的音乐也可以那么棒,所以我要寻找它,我们中国人的音乐,就两个音,就把一个德国小孩的心夺取了,我就要寻找这个。你刚才提出一个问题对我挺刺激的,搞作曲的是自然流露还是刻意营造,这个问题很刺激我。你要真正建构起一个作品,就不得不刻意营造。自从我父亲给我放了巴哈,从此我就可以地学习,有了一个志向,就是把中国音乐推到这个高度。但这里经历了许多曲折,我出去后,看到的东西太多了。我想到两个命题,经过多年的思考,我觉得我以前想的太简单了,但我现在非常清楚我想做什么。我以前想,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老师们经常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但我质疑这种提法,我想加一个字,“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吗?”,确实,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确实是人类文化的瑰宝,但是这并不是夺去人心的最重要的因素,我觉得咱们中国音乐真要达到巴哈、贝多芬这么伟大的程度的话,你就要追求比中华文化的特性更高的东西。由此我想到第二个命题,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是一个很有良心、很善良地中国人。但我发现艺术家的任务不是表现自己。有人说美就在你心里,你要去发掘它,由此就有自己的风格,但是中国有那么多人,全球有75多亿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美,那么就有75多亿种美的标准,就没有了美的标准。有没有一个客观的美的标准呢?这恰恰是我所思考的。我想,美是需要去追求的 。在宇宙间有一个客观的美的标准,你要去追求。我忽然间明白一点,我要老老实实的把自己谦卑下来,就好像一个杯子,如果里面装满了石头和沙子,那么水就无法倒进去。我应该把我内心的沙子全都倒空,这样才能倒进去水。我出去这20多年看到的都是自我表达、自我表现。就好像一个豪华的奔驰车里装的全都是牛粪,这就是手段和内涵极不协调的结合。那还不如就推个独轮车,上头坐一个胖娃娃,那该多可爱啊!所以说可以学习和掌握民族的风格,但是我们应该跳开这个,重回巴哈、贝多芬他们对真理的追求。这几年回来感触也特别大,我感觉到中国正在崛起,西方文化正在衰弱。毕加索的一幅画,卖到上亿,毕加索说,我只是开了个玩笑,人们就卖得这么高。所以我觉得,到底是毕加索是疯子,还是我们这个时代疯了?今天传统的价值观、音乐的价值观全都倒了个。特别是搞作曲的,你要写三和弦,谈民族性,人家会说你太落伍了。今年底,纽约交响乐团的总监,他说,古典音乐界中,各乐团都在为生存努力,吸引观众。可是,很多人把传统的价值扭曲了,马泽尔说,再过二十年,只用中国人会演奏贝多芬了。我们现在总是把传统打个稀烂。我想,我还是回到贝多芬的肩膀上。所以,我们要在豪华的大轿车上装上什么,呈现给听众,这才是最重要的。

柯扬:
        谢谢黄老师,我觉得黄老师的发言,有一种很深的情感和追求,有点像一个基督教徒的感情,你所追求的真理,就好像基督教徒的上帝,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上帝存在,但是,如果你真诚地追求她,她就存在于你的心里。

李露:
        父亲见证了20世纪中国音乐的发展。在父亲那个时代,中国十几亿人口,大部分离音乐是有一定距离的,那时能走进音乐厅来听音乐的人是非常少的。父亲认为音乐是能够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一个载体。为了使更多人能够欣赏到音乐,他一生都在从事普及交响乐的工作。中国最需要的是雪中送炭,最需要的是启蒙。什么是现代音乐?我认为现在这个时代所创作出来的音乐就是现代音乐。没有什么范畴,并不是说无调性的是现代音乐,有调性的就不是现代音乐。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什么,如果我是作曲家,应该有一个使命感,就是怎么样能写出能让更多的人走进音乐厅的音乐,提高更多中国人的素质。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中国作曲家的使命。当然首先要追求美,而美的标准是有共性的,当然根据时代不同美的标准也不同。古时认为樱桃小嘴、柳叶弯眉是美的,后来又变成大嘴是美的,时代不同,审美观有所不同。但美的标准终究是有一个共性的。我总觉得,现在的作曲家怎么样通过你的作品把更多的人带到音乐厅里来,从不懂到喜爱到热爱。这并不是为了有更多的票房、增加收入,而是使更多的人得到更好的教育。这个教育不是光在学校里的教育,而是指社会的教育。许多年轻人,听起流行音乐如数家珍,但他们离古典音乐太远,我们应该为此做些什么。

黄安伦:
        我听说了一句话,与大家分享一下,李德伦音乐基金会在多伦多的一场音乐会很成功,曲目特别逗,门德尔松写过八首弦乐交响乐,这个作品太棒了。主持人说,这是门德尔松十二岁写的,请十二岁的观众举手。你们现在在作什么?答游戏机?好的音乐二百年后能感动人。

周龙:
        古典音乐就像吃东西,一个小孩如果一开始就不喝牛奶,以后一喝牛奶就会拉肚子。巴哈、门德尔松,对于西方一百年前的听众,他们觉得这是一种艺术形式,很享受。但是这些作品给东方的小孩放,他们也未必能听进去。给年轻人也不一定能请进去。就像现在的年轻人听昆曲、京剧一样。它就是有一个文化层次的差别。所以为什么我们到边远的地区做教育工作,美国也是如此。我们就发现小学的孩子我们给他们演奏很现代的室内乐,用很新的手法。他们听得很高兴,因为对他们来讲,听贝多芬和听现代音乐没什么太大区别。但是给高中生听现代音乐的时候,他们就很不耐烦了,宁可在下面做别的事情。他们耳朵已经充满了耳机那些流行的东西,再去改变它就很难了。文化或者音乐是教育的问题。那什么样的音乐才是最美的呢?这个很难说。

李露:
        我是从小学音乐的。确实人的需求随着年龄的增长是有变化的,一开始听老柴第一特别好听,听拉赫玛尼诺夫第二比老柴的更丰富。一开始一、四、五、一的和弦很舒服,后来没有和弦外音就觉得不够刺激,这是有一个过程的。当然,我们是学音乐的,确实有一部分群体是需求一些更新的东西,但是什么是雪中送炭,什么是锦上添花?在中国我觉得还是从一、四、五、一开始。

黄秘书:
        陈怡老师刚才非常巧妙地用了一个词叫“新音乐”,更多的谈的都是现代音乐的内容和形式的问题,到这个时代古典音乐要向前发展,要有一些新的手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命题。我认为无论使用什么样的形式,最主要的是要表达什么样的内容。我们交响乐发展基金会主要是做一些音乐普及方面的事情。现在确实像有些人的说的,将来只有中国人听古典音乐,西方人不听了。让古典成为年轻人的时尚,还是传达一种内容,一种好的向上的东西。我和一些朋友都感觉,现代音乐确实很吸引,甚至为之一振,但是不能持续。我觉得好的音乐应该能感动人,让人停下来。黄安伦先生有一个小曲“对花”,朗朗在最新专辑里收录了此曲。这个曲子至今流传了四十年,之所以能流传下来,说明它代表了一些共性的东西。它能流传下来,不是因为它的形式,而是它的内容,是它用音乐语言叙述的情感,是它的故事。所以我认为如果用现代音乐用现代的手法来表达现代人的理念和感受,我是赞成的。但是如果用现代音乐作为一种形式,标新立异,可能就会把很多人拒之门外,就会没人进音乐厅。无论是作曲家、指挥家还是学音乐的同学,我认为应该更多研究用什么样的手法去把自己的音乐内容表达出来,如果用新的手法表达准确就用新的手法,不一定要刻意追求形式。

贾国平:
        交响乐普及工作需要有人做,但不应每个作曲家都要去做,作曲家应该做更有使命感的事。这是我们的教育问题、体制问题。比如说有人说现在音乐会没人听了,但恰恰相反,在音乐学院现代音乐观众是最多的,古典音乐观众反而不多。音乐厅的票房非常低,演古典音乐一样低。这不是我们作曲家、音乐家造成的,是社会的好多体制的问题。这不是我们在这里能讨论清楚的。作曲家还是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什么是自己该做的事情呢?自己去体会。我们不是文化大革命,统一行为。刚才还提到形式与内容的问题,我认为一个特定的内容的表达必须要特定的形式。它是一体的,我不认为它是两个东西。这个在七八十年代讨论的时候,一直是内容是内容,形式是形式。在历史上争论很大,也许到现在还没有定论。出现十二音以后,传统的三部再现的曲式啊奏鸣曲式基本就过去了,它需要新的形势来表达语言,而这种语言本身就是内容。它的形式和内容是一体的。另外,刚才黄老师提到要回到贝多芬,我想问一下怎样回到贝多芬,什么回到贝多芬。

黄安伦:
        贝多芬透过他的音乐所表达的真理是超越时代的。所以我们今天应该用我们每个人的创作去继续表达这份真理。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些非常奇怪的论调。不光是中国,世界也是这样的,认为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真理也是多元化的。你的是对的,我的也是对的,我们应该包容。但我觉得既然是真理,就只能是一个。这可能武断点,但是没办法,“此一时彼一时”这不是真理,贝多芬透过他的第九交响乐宣扬出来的东西已经被证明是跨越时代的,所以我们要来继续要来追求这个东西。否则我们就达不到高度。这一点我是非常非常执着。


陈怡:
        说到普及教育的问题,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做。我们在大学评定硕士博士的奖学金的一项内容,就是到当地的中学开展普及工作。每周一次派同学过去,介绍从古典到现代各个流派各个风格的音乐,这是很普遍的普及教育的方法,从来没有断过。我在做妇女交响乐团和男声合唱团驻团作曲家的时候,也是把这些职业的音乐家带到中小学,甚至在全国最权威的电视节目上表演,这些工作我认为全世界都在做,这种精神和行动都很可贵,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每一分钟都没有停止过,比如我每个月到别的城市参加音乐节,同时这个交响乐团一定会安排我到当地的大学讲座,就是跟当地的作曲家见面啊,跟同学座谈啊,上大师班啊,演讲啊等等,我认为这些都属于教育普及工作。还有所有的音乐会之前,都会有之前的座谈会,全部的观众都可以提问题,拿到音乐会票的观众来听这种讲座是不要钱的。同时我们美国作曲家基金会是发放这种奖金给作曲家,要求作曲家对观众的问题一一解答。拉近了作曲家和观众的距离。其实作曲家和观众的关系是通过沟通来建立的,普及工作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也是组织者的职责,对社会进步有进步。

李露:
        这一点美国做的很好,俄罗斯也是。我记得1993年我去俄罗斯的时候,那时俄罗斯的经济很差,一美元只能换500卢布,每个家庭的生活都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音乐厅每天还是座无虚席。甚至在寒冷的冬天,大家到了音乐厅立刻到卫生间脱掉大衣,换上华丽的礼服,去津津有味地欣赏音乐。因此这个国家出了很多大师,我想这大概就是俄罗斯的传统吧。

陈怡:
        我认为事在人为,就像李德伦先生做的工作,一定要作普及工作,而且要很多人一起做。像我们就是自己去找赞助,我们去找当地最大的基金会跟我们的大学合作,给我们的同学提供奖学金。而且接受我们这个音乐普及活动的中小学也会出于感谢,拿出一定数量的资金。所以事情关键在于怎么去做。


李露:
        像国内现在的情况就是,有的小孩学音乐不是为了学音乐,而是为了高考加分,因此就只是热衷于考级,而且还跳级。一年到头只练考级的曲子,再听其他音乐会就没什么时间了。

陈怡:
        那弹琴也比做贼好啊!(大家笑)说到我们那些同学去介绍音乐,那些小孩根本就区分不出什么是古典音乐什么是现代音乐,从贝多芬、巴哈一直到梅西安什么都听。小孩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没听过。因此我们的同学给他们听什么他们就喜欢听什么。你也可以说不喜欢,或举手发言。所以我认为事在人为。

周龙:
        刚才贾老师说到,其实现代音乐在国内还是有些观众的。要全是古典音乐也没人听。在西方其实也是这种情况,一方面是机构和主办方有意识地鼓励这个,另一方面是被迫的。像卡耐基音乐厅,要是外团来访问,它就要求你一定要演奏美国作曲家的一个新作品,或者就要委约一个美国作曲家去首演。还有一个大团为了面子,每年都要去国家艺术委员会申请委约作曲家的基金,来委约作曲家写作品。刚才有位老师谈到形式和内容,那不可以谈内容的,委约作曲家写的作品,它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去冒险。除了一些政治上敏感的素材,比如有一个作曲家,写了9.11的题材,波士顿乐团有个人拒绝唱,由此整个演出取消,除此之外,写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然后首演。

陈怡:
        也是在冒险中才能成长。如果你没有这个冒险精神,社会永远不会进步。

周龙:
        国内在过去,这个一定要遵循什么政治主张,那个要符合什么样的方向,内容一定要先定好的。

陈怡和周龙:
        政府的所有机构都应该推展这种新文化的发展,美国的交响乐基金会是一个成员联盟,它每年都进行一次评比,这个评比把美国包括北美洲的交响乐分出若干层次,每个层次都要评比出普及现代音乐的佼佼者,还要统计出其中的作品有多少是首演,有多少是委约作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是,现在美国作曲家基金会和美国交响乐队协会联合主办了一个驻团作曲家的项目。每年全国评出12位作曲家,为这个团写出新作品,还要解释新音乐。这个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他不仅给作曲家稿酬,而且对演奏新作品的乐队也给予经济报酬。演一个作品就付给一个作品的报酬,这至少是一种刺激。当然室内乐也有这种评比。
        我想,资金赞助在国内是应该发展的。因为国内在这方面的渠道是无穷无尽的,社会发展如此迅速,生产力不断提高,而且是暴发性的。

李露:
        但我说说国内的现实,如果你是政府的,你退休有四五千,但如果是文化部直属单位,就只能拿一千多。生活就很困难。

双簧管演奏员:
        我是个企业家,一年交十块钱的税,假如我赞助文化单位,你应该减我的税,这是体制问题。还有,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中国人把我们叫做戏子,下九流。所以根深蒂固的社会根源,我们学苏联,唱着山楂树长大。我们却是官本位的。我自己做了三十二年乐队,叶小钢、郭文景的作品都是我们首演的。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大爱无痕”,我是搞演奏的,我要把东西慷慨地给人家。我爱自己的事业,要在自己的事业中拿出自己的爱,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像基督徒那样虔诚。才可能做出事业。而且,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两头小,中间大。好人少,坏人少,中间人多,我希望每个人都争取往上走,很困难,很清苦。比尔盖茨,卡内基都是吃了不少苦的,别老看贼吃肉,还要看贼挨打的时候。现在很多人搞艺术就是为了出头露面,这没有意义。一条大河,可能是母亲河,可能会泛滥。我们要把各种规律成为心中一种大爱,也可能不成功,但你永远是金子。


黄安伦:
        经过一通话,我这要有一杯酒,一定要敬大家和自己一杯。美国政府的制度真的做得不错,在坐的,只有寥寥几人可以得到资金,但那些没有获得资金的人们,仍然把自己的一生奉上,所以值得进大家一杯。刚才我们说回归贝多芬,回归贝多芬什么呢?这是我的一句座右铭,我不相信任何宗教,我只相信真理,贝多芬说:“我们比任何人都更加接近上帝。把上帝的光波照于人群,没有比这更崇高的工作了。”这个我们指的是从事音乐的人,我们都在从事这个最崇高的工作,所以希望大家刻意地执着下去,使咱们的中国音乐也能像我们的经济崛起一样,夺去世界人民的心。为此敬大家一杯。

双簧管演奏员:
        今天我碰到咱们学校的一个从事现代音乐演奏的学生,我问他“你喜欢吗?”他说“不喜欢”,我说“那你为什么要演奏这个?”他说:“老师让拉这个就拉呗。”我说:“那其他人喜欢吗?”他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人都不喜欢。”我问,那你为什么还要去演奏?所以,我求求你们不要光去写你们那些皇帝的新衣了,写一些老百姓能接受的吧,写一些大爱的东西。可以,你们有自己的范围,但你给老百姓的东西,一定要让我们喜欢,拜托你们了。我觉得,你们说的所有都是载体。

贾国平:
        什么是载体?

双簧管演奏员:
        你要做去就是载体,你要演奏就是载体。

贾国平:
        你说演奏家拜托作曲家写你们能听的东西,我们说,拜托演奏家演奏我们写的东西。我相信,我们是我们,老百姓是老百姓。这里最重要的是有挑战。


双簧管演奏员:
        很高的科学家研究的东西,我们可能不懂,但你必须让他们去研究。音乐比绘画更抽象,更哲学,我觉得音乐必须更宏观地看待。这里还是有层次的问题,一个社会是否成熟,要看大部分人。作曲家有必要考虑这大部分人。

某某(老年钢琴联谊会会员):
        我是业余音乐爱好者,虽然我不是搞音乐的,但是我想反映反映我的看法。北京市有一个中老年钢琴联谊会,我们有一百二十多人,大家弹琴是水平极低热情极高。我们非常喜欢贝多芬、巴哈、莫扎特,当然也非常喜欢现在的影视歌曲。 我们开音乐会,也办过莫扎特奏鸣曲的专题研讨会等等。对于我们来说,很直接,我们就是需要音乐好听,不用分析,能感动我、能感染我就行,要求很低。当然对于音乐学院的来说,肯定有一部分人是要攻尖的。但是太怪的音乐,我认为是垃圾。

贾国平:
        作为作曲家,我们要不要迎合?什么是迎合?又比如说好听,什么是好听?好听是你所习惯的。你认为是垃圾的现代音乐,你有没有像听你所习惯的音乐一样千百万次地去听他呢? 肯定没有,因为你拒绝了,因为它是垃圾啊,你如果没有又意识地发展您的听觉,那您的耳朵就固定在您所习惯的听觉上。而作曲家所要做的恰恰是要打破习俗,别无选择。我如果迎合你,我就把艺术降低为商品,我们不是为了怪而怪。

大家说:
        这里有普及、教育、习惯的问题。

黄安伦:
        还有一个习惯问题。所以从小培养是最重要的,你小时候给他听什么他就喜欢什么,所有搞艺术教育人的责任非常重大。


贾国平:
        今天也是个普及,也是个讲座。

某某(女同学):
        我们有老师认为,白话文的运动,破坏了诗词传统。我们都能感受到诗词的美。但我们又无法阻止新诗的革命。以传统音乐作为养分吸收,但同时也要去创造,创造也并非都不好。我就听过一场现代音乐会,其表现出来的东西是观众都能接受的。我愿意反复听它,因为它非常感人。现代音乐发展,的确要经过曲折的道路。

程兴旺(男同学);
        我认为应该相互尊重个体的差异。对于好听与否的问题,和文化经验是很有关系的。音乐的听觉也是这样,你习惯听什么样的音乐,什么样的音乐就觉得好听,主观性很强。前面有人说,协和与不协和并不是好听不好听的标准。《懵懂》单独听,可能不好听,但与动画结合起来听,就会觉得很到位。不尊重差异,不利于文化发展。另外,创新本身就是最好的继承传统。请问陈怡老师和周龙老师在技法和观念上有什么发展,国外的观念和国内的有什么不同,有什么被大家认可的常用的技法?

陈怡:
        我的创作观没有改变,我想我在中央音乐学院的硕士期间就建立了创作观,到现在没有改变过。就是说用自己最自然的语言讲自己的话,我这个最自然的语言是我过去的生活和文化的积淀,我三岁开始学习古典音乐,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讲的是中国话,这个中国话跟我的音乐语言有着最密切的关系,是和音乐最自然的结合和外露。所以之后的音乐创作可以说一种外化形式,这么广泛的积累和这么深度的学习用音乐这种桥梁把它外化出来,跟不同族群的观众分享。为认为中国人的创作思路和语言表达很多是横向的,所以我认为我的创作技术是基于线条和多层次线条的发展,而且结构是可以受很多理论、体系、方法的控制和影响。比如我会用我们中国民间锣鼓吹打乐的节奏结构作为基点发展我的新作品,我还可以用黄金分割这种理论来构思我的作品,同时我也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数列原则或很多方方面面的启发得到我的灵感,尤其是中国的古诗的韵律和节奏和结构给了我多启发。这一点和洋人的创作思路有很大不同,洋人很多是以和声进行和和声语言来创作多声部音乐。交响乐、室内乐、合唱这三个类型是我创作最多的体裁类型。虽然我不排除我的作品中也和声,但是民间音乐的横向发展的线条是我创作的主导,形成了很过新的写法,也是前面的人没有用过的。至于说到现在什么是最流行的,其实有很多种主流或者非主流,,或者是在野的,或者视野的,或者是学术性的,或者是试验性的,种种其实是并存,不会有哪一种让你觉得特别流行,但是在管弦音乐界基本上复杂音乐的写作和新浪漫派音乐的写作都是比较流行的。这种新浪漫派的手法其实是把很多国家的不同民族的音乐与古典音乐里的晚期浪漫派相结合,主要是二流三流乐队去演奏它们。复杂音乐和学术性很强的音乐数量还不是很多,但是占据了美国一流乐队。

某某(本院钢琴老师):
        我想作曲就像吃东西,不管你吃什么,健康最重要。

汪胜负:
        应该结合文化谈音乐,如果一个作曲家写音乐没有他的理念他的审美追求表达心中想说的东西,我想这样的作品是一个毫无思想毫无灵魂的一个作品,我想说离开文化谈音乐,就是孤立的。第二点,我相信全人类的共同的点是存在的。比如人类的苦难。

黄秘书: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其实说的是民族的是世界的基础,并不等于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比如一个山西小调,它不可能马上在全世界流传开来。而有一些好的作品能够感受到它是从民族当中生成的。民族的是一个基础,但不等于世界的。只有经过加工,才可能成为世界的。

关博洋:
        第一个问题,大家写一个作品,要被演出,要被听众听到,这里可能出现误解,不知道作曲家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怡:
        有两种作曲家,有的特别认真,不让别人演他的作品。我不是这样。我会和指挥沟通,他会问我问题。很多指挥把笔误挑出来,做好案头工作。但现在我的手法他们比较熟悉,因为看多了就不怪了。我觉得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不能够一点出入没有。

关博洋:
        还有一个问题,有时候一首乐曲使你快乐,根源是什么?是不是来自思辨、思维的乐趣?有的现代文学作品,虽然很短,但所获得的信息量并不古典名著少,真正好的音乐到底是一种感情、激情、生理上的感动,还是思维上的,抑或是两者兼有。

周龙:
        一个新作品还没有试奏,我不知道观众是否接受,违约者会说,没关系,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作曲家,你的东西肯定不是一定就手舞足蹈的。有的作品就不是为了取悦人的。

陈怡:
        感情和思辨性是结合的,有的作品的形式美是登峰造极的,比如韦伯恩的钢琴作品。

王小夕:
        我觉得我们的讨论,思辨的东西很多,但是具体的作品讨论的较少。因为有些东西不太能够在一个讨论会上解决。关于听众、作曲家、演奏家的关系很复杂,恐怕只能两个两个关系讨论。

汪胜负:
        我觉得艺术不是科学,科学是理性,艺术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韦伯恩的形式美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

陈怡:
        理性的。

汪胜负:
        还有一个是创新的问题,我觉得在许多时期,音乐往往落后于文学或者美术。

柯扬:
        今天我们的讨论,是要在尊重的基础上畅所欲言。我想有同学提出增加一些具体作品的分析,这是个很好的建议,我们一定会采纳的。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各位老师在百忙中出席我们的讨论会。(掌声)

贾国平:
        陈怡老师在美国非常关注我们第一次的讨论,她这次回来和我提这件事,当时我非常羞涩,因为缺少经费,所以今天每一位艺术家都是一分钱都没有的。(掌声)

发布日期: 2019-09-19 15:08:56 来源: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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