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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艺考季,还记得45年前“央音”最火爆的那次高考吗?
早春时节,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艺考季”。当全校上下都在为此忙碌的时候,是否还有人记得,45年前“央音”最火爆的那次高考?那次高考,不仅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当代音乐的发展。

  1977年10月,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教育部出台《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因“文革”而停止了十年之久的高考重新恢复。是年11月9日,文化部下发《关于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招生问题的通知》(文发【1977】122号),其中附有《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一九七七年招生简章》(“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是中央音乐学院在“文革”时期的名称,学校于1977年12月恢复原名)。

  《关于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招生问题的通知》及附件《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一九七七年招生简章》(中央音乐学院档案馆校史馆藏)

  “简章”规定,大学招收作曲、声乐、管弦、民乐专业。要求表演专业考生年龄在22岁以下,作曲专业考生25岁以下(最终放宽到30岁),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文化程度。中专招收八年制的钢琴、管弦专业和五年制的民乐专业,招生对象为在校中、小学生。

  报名和考试的盛况

  恢复高考以及高考政策的改变(“自愿报名,择优录取”),使那些对中央音乐学院向往已久、却又因种种原因无法跨入这所音乐殿堂的考生们,获得了通过公平竞争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招生简章发出后仅仅一个多月,就吸引了17285人报名。其中,北京6517人,上海5132人,四川4586人,广州1050人。考生包括工人、农民、学生、文艺工作者、上山下乡知青和复员军人。他们中既有来自边远地区的回、藏、蒙古、维吾尔、朝鲜、壮、白、纳西、锡伯、鄂温克、羌、达斡尔族等少数民族的青少年,也有华侨及其子女。

  学校门口考生报名的火爆场景。

  考生们的报考热情和社会各界的关注程度,都是空前的。学校领导也高度重视此项工作,为选出真正优秀的人才,制定了严格的考场纪律:赴外地考点的考官,在完成招考任务前,不探亲,不私人会客;复试不搞“安慰赛”;对曾经给考生上过课的考官,采取避嫌措施等。

  考生报名如此踊跃,人数如此众多,让招考组织工作异常紧张、繁忙,考场上24小时连轴转,加班加点是常态。由于准备工作不够充分,中间还曾多次加印简章、准考证、考生报名登记表,甚至加印考题试卷。

  虽然招考工作辛苦而忙碌,但无论是考官还是考务人员,都丝毫没有倦怠之感。考生们良好的音乐素质,娴熟的演奏技巧,真诚的音乐表达,令大家惊喜连连。表演专业考试虽然没有程度上的要求,但考生们自选的曲目都具有相当难度。如:小提琴专业除贝多芬、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和巴赫的《恰空》外,还有人演奏帕格尼尼、门德尔松、西贝柳斯的作品;在钢琴专业的考生中,有不少人自选弹奏肖邦、李斯特的作品;有作曲专业考生在3个小时内,把一个旋律片段发展成为一首变奏曲。这些在当时,都实属不易。老师们激动地把这次招生,比作是音乐人才的一次大检阅、大盛会。

  招生考场的景象。 

  一封联名信“改写”音乐史

  广开才路、自由报考的招考方针,提供了人才选拔的广阔天地,老师们发现,经过“文革”十年的积压,音乐素质好、艺术才华高的可塑之才,不是一个、两个或几个,而是成批涌现。4个考点的初试、复试结束后,1万7千多名考生还剩下400多人,他们都非常优秀,让求才若渴的老师们难以割舍。如果只按原有名额(105人)招生,势必造成人才的流失,甚为可惜(录取比例仅为0.6%)。情急之下, 6名青年教师联名上书邓小平同志,反映学校招生考试盛况,建议增加录取名额。

  自发集合在一起,联名给中央高层领导写信的李春光、杨峻、储望华、崔静媛、潘一飞、左因6名青年教师,当时并没有直接参与招生工作,但从师生们热议的话题中,他们感受到了这次招考的特殊意义。一次,时在管弦系任教的左因老师(20世纪90年代中叶调到中国交响乐团担任领导职务),遇到刚从上海招生回来的作曲系青年教师李西安(后曾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党组书记)。李对她说,好苗子实在太多了,但可惜的是,作曲系总共只有10个名额,其中还包括4个视唱练耳专业,这个名额连上海都不够用,更别说全国了。深知音乐人才的发现和培养都非常不易的左老师,听到此言后甚是着急,考虑到学校领导也有难处(财政、校舍、师资等),便与爱人杨峻,以及储望华、潘一飞等几位平时关系要好的青年教师一起,商量怎么能够留下这些宝贵人才。正当大家为此事一筹莫展时,他们的一位共同的朋友——邓启元先生,提出可以帮助他们。

  邓启元早年也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因家住学校附近,经常过来串门。从几位“央音”朋友紧张而兴奋的商谈中,他感觉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于是便把事情告诉叔叔邓力群。邓力群同志时任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之一,主管文教等工作。他建议老师们最好写一份书面材料,直接呈给邓小平同志。为了能够真实、具体、客观地反映学校招生情况,几位青年教师进行了分工,有人负责搜集材料,有人负责起草、执笔,花了大概三、四天的时间。最后,又请来另一位青年教师、时为北京市人大代表的李春光进行修改。信件誊抄完,已是1977年12月9日的深夜,储望华迅速骑自行车送到邓启元位于大六部口的家中,邓接过信后顾不得说一句话,又骑车飞奔到住在南小街的叔叔家。正是这“惊心动魄”的一夜,不仅改变了很多考生的个人命运,也改写了专业音乐教育乃至当代中国音乐的发展历史。

  邓小平同志收到信后当即阅读,并在信的天头处写下“看了这封信反映的情况,很高兴,建议予以支持”的批示(12月11日)。后经文化部、教育部等部委的大力支持,学校各部门的协调配合,那一届大学、附中共招213人,比原计划增加一倍多。

  信件及批示翻拍件。(中央音乐学院档案馆校史馆藏)

  邓小平同志在信的天头处写下的重要批示。

  当年写联名信的老师们(缺崔静媛)

  上:从左至右杨峻、左因

  下:从左至右储望华、潘一飞、李春光

 

(点击查看视频)

  45年后,当年积极参与写联名信的左因老师,依然认为这件事情做得非常值得。(资料来源:原院长办公室档案室) 

  人才济济的77、78级

  考生们的整体素质之高,专业水平之强,不仅让考官们深受鼓舞,也在社会上引起极大轰动。为此,学校破例举行了考生公开汇报音乐会。消息传出,五场音乐会的门票不到一个小时即抢售一空。之后不久,部分优秀考生又作为代表,参加了有时任国家领导人出席的首都新春晚会。《人民日报》、香港《大公报》和新华社、法新社、路透社等多家海内外主流媒体,均对这一盛况进行了重点报道。

  部分77级优秀表演专业考生。

  上图从左至右:叶英、刘建、吕思清。

  下图从左至右:吴蛮、彭康亮、李萌。

  招生盛况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1977年的招生工作一直延续到1978年3月才结束。其热度尚未退去,紧接着又开始了1978年的招生,这一届包括理论、作曲、指挥、声乐、歌剧、民乐、钢琴和管弦系。首批招考的新生于1978年4月报到,而由于校舍紧张(“文革”期间,学校部分校舍被外单位占用),第二批学生直到秋季的10月份才入学,故把他们统称为77、78级。

  上,77、78级附小学生入学后合影。

  下,78级音乐学系学生合影。

  这两批学生可谓是精英荟萃,人才济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毕业后成为各自专业领域的骨干力量和领军人物。而在所有专业中,最为突出的是77级作曲系。当年该系考生多达1400余人,其中既有音乐基础扎实、素质较为全面的,也有虽未经受过“科班”训练,但实践经验丰富、音乐感觉和创造力都很强的。这种情况下,作曲系的招生名额由最初的10名增加到近30名,是扩招比例最高的系。而事实证明,考官们的眼光是敏锐的,也是公正、无私的,正是他们的慧眼识珠,不拘一格降人才,才使中国乐坛涌现出谭盾、瞿小松、周龙、陈其钢、叶小钢、郭文景、陈怡、苏聪、刘索拉等一批具有鲜明个人风格和时代气息的作曲家。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的脱颖而出,不是昙花一现,40多年后的今天,这代作曲家的影响力依然存在。

  上,77级作曲系学生合影。

  下,2007年,谭盾、陈其钢、叶小钢、陈怡“为爱再相聚”。

  这支中国作曲家的“梦之队”,既是中国改革开放大潮在音乐文化界的推波助澜者,也是中国音乐创作风格转型的亲历者和探索者,他们将中国现代音乐推向历史的前台,并以群体的力量,确立了中国作曲家的国际地位。正如李西安所言:“谭盾这一班同学,之所以能出一大群有个性、有才华的青年作曲家,而不是一、两个,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是一个群体,形成了一个互相学习、相互激励的‘场’,造出了一个能够共同生存和发展的‘势’。”

  而当年学校如果没有扩大招生,没有把 “这些宝贝都留下”,可能就很难形成这个“场”,造出这个“势”了。这也正是45年后,我们再次追溯、纪念那段“央音”人应该永远铭记的历史瞬间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档案馆(校史馆)供稿

  视频采访:王歆、王乾越(摄影)

  文:宋学军、王小夕

  视频剪辑:张乐

  责任编辑 / 设计:六六

作者:   来源:   发布日期:2022-02-28 10: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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