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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晡:呜呼!哀哉!——于润洋先生记事

  

  惊悉于润洋先生辞世,安排了起草唁电的事后躺下想午休,无法合眼,翻身起来自己写了唁文。于先生的一些事浮上心头。

  1986年5月,我在天津•美国音乐研讨会上第一次见到先生。那时我看起来还像是个“毛头”小伙子,虽然代表天津音乐学院组织这次会,毕竟无名无迹,但是我手拿小笔记本面见先生时,和见到其他许多前辈一样,受到平辈一样的尊重,心里暖暖的。那次你和汝洁老师一起访美刚刚回来,风尘未掸,在会上介绍了美国的音乐教育现状,为我们吹来了新风。那次会成立了美国音乐研究会,先生被举为副理事长,从此在中国的西方音乐学科中,你成为实际的带头人,而我也从此进入这个学科,和先生开始有许多接触。此后,美国音乐研究会又在山东艺术学院召开了第一次年会和一些中小型的学术活动,曾经被中国音协领导张非同志誉为协会中“最积极、最具活力的学术组织”,这和你的关心不可分。

  

1986/05/30,于润洋先生在天津•美国音乐研讨会上发言

 

  自1980年代起,我连续参加了多次国内有关音乐学、西方音乐研究、研究生教学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最深的印象之一是,差不多每次会上,先生都会提醒我们,在音乐学的研究中一定要有历史感。许多学界中人都记得他这活,因为他强调了多次,而有心人必定会对这个谆谆教导铭记在心。长期以来,我自己经常会有一种感觉,历史性的学术方法真的可以是万能的,往往在确定课题或学术研究中思路似乎穷尽时,启动历史之门,就会让你豁然开朗,无穷的历史性的思绪会带你进入一个丰富而具有深度的研究境地。我在撰写《西方音乐史》中,总结和演绎出与时间、历史相关的“历时性、共时性、继时性、失时性、现时性”学术方法,如果说也还有价值的话,显然是来自先生的教导。

  1996年冬,《中国音乐年鉴》在开封召开学术会议,三个议题之一是“西方音乐研究”,因此邀请了不少西方音乐学界的同仁。会议结束那天吃晚饭时,大家相约晚上到你屋里“吹牛”去。我和蔡良玉老师早到了,先坐在宾馆前厅破沙发上聊起来,说到上次西方音乐的学术会(在电影学院)开过到现在已经快8年了,在感叹“抗战也不过就8年”之余,突发奇想等一下向你提议开一次西方音乐史的会。那天晚上,挤满一屋子人一定永难忘怀,许多老师七嘴八舌说了好多肺腑之言,还请刚从解体了的苏联访问回来的黄晓和老师谈观感,记得他说到动情之处时,眼眶都湿润了。那天先生欣然支持我们的提议,而且当场推举组成了包括蔡良玉、杨燕迪、李应华、彭永启和我的五人筹备小组。到第二年春节之后,我们齐聚鲍家街先生家里开筹备会,那天,外地只有我来,因为近,还来了更多北京的老师。除了研讨会的时间、规模等等之外,主要讨论研讨会主题。我事先考虑过这个事,不过在提出“史学方法”时还是怯生生的,因为怎么说我也还是新来者。当时是先生明确肯定说这个主题很好,能想象得到,听你那样肯定时我受到了多大的鼓舞。我想,假如说我对我们的学科发展还曾经有过一点贡献的话,首先就是提出了重视西方音乐研究的史学方法的建议,而这之所以能够达成,莫不靠先生的首肯。回到天津家里,我坐到我的“联想586”前,马上打下了《方法》这个词作为题目,既然是我提出的,自己必须写好。接下去整整一年时间,每当想到什么、每当打开电脑时,就写下一些字,到会前一周最后整理成全文,完成了3万多字的会议发言和之后发表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上的第一篇(也是唯一一篇)论文《方法:在实践中开创,在交流中开拓》。如果说1986年的美国音乐研讨会是我确定踏进西方音乐史研究的第一步的话,得到大家肯定的“史学方法”的论题和论文,才真正让我确定了怎样在学术研究中立足的基点。不必多说,这和先生的指引息息相关。而那次筹备会“家庭”气氛那么融洽,怎么也忘不了。后来我在西方音乐学会的年会上说过学会就是我们学科的家,是我们的“事业家园”,这话就是来自这次像在家里一样的筹备会,我确实是把学科当作自己和同人们的家的,而我们学科的“家长”,无论从成就、威望、品格或年龄,毫无异议,就是先生。

  1998年,有重要意义的“第三届全国西方音乐史学术研讨会”在中央音乐学院召开,这次在上世纪末全面回顾和反思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的会议,标示着我们的西方音乐学科在史学方法论上的苏醒,也预示着学科前进的觉悟和前途的光明。也是在会议结束那天晚饭,我有意和先生坐在同张两人餐桌边,想向先生吸收点营养。那天我说了我对学科中一些阴霾的担忧,坦陈了发现自己情绪不高的情况,先生关切地听我“诉说”,然后说了几句并不是安慰的话,如“这不是很正常嘛”,让还不太涉世事的我一下子就解结了许多,因为,就还比较年轻的我来说,你的话是最好的对症之药。后来我问到你的经历,你说原先留学是要去苏联学指挥的(当时我马上脑子里出现了一个个子高高的指挥家在乐队前挥拍排演的情景),可是因为工作的需要,临时就命改道到波兰向丽莎学音乐美学去了(于是中国少了一个指挥家,多了一个音乐学家)。我当时一下子想起一件事,1964年我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毕业前,夏野老师和夫人到附中来找音乐学专业学生,和我谈话、要我转专业,当时我是那么地不情愿,自认因为作文比赛得了个第一名怎么反而倒霉到要转理论专业了,真的是一肚子怨气。其实对我来说,如果没有那天肯定也就没有今天,我自认为区别在于,我现在成了有思想的人了。而对比1950年代中的先生,我们之间代沟确实不小,为此让我顿生惭愧,而且也让我记住了那天先生对我说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切实意义。研讨会结束时,大家讨论决定向中国音协提出成立西方音乐研究会,委托我去做。后来我写了报告,也得到了音协的批准,但却多余做了一件傻事:接到音协批准文件后,我和蔡老师商量,建议删掉其中有关“苏联音乐研究会并入西方音乐研究会”的文字,结果事情搁了下来,使学科组织的建立延宕了好几年。

  2000年冬,我被杭州引进到师范学院工作,当时根据李岚清同志的建议杭州要建立新的音乐学院。第二年春天,我们邀请到先生和江明惇、童忠良、周大风、韩春牧等资深专家到杭州审议我们的计划,专家们都给予了“时机成熟、条件具备”的结论。一天,在西子湖边凤凰山脚下未来杭州音乐学院天堂般美丽的校园里,于先生触景生情,和我说:“我们中央音乐学院和你们换吧!”当时我笑了,这可以说是对我们最大的赞赏。论证会后,我们据专家们的意见,向市政府打了报告,省政府10月10日批转下达了“浙政函[2001]213号”文件,以“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方式批准筹建杭州音乐学院。这也是先生们远见卓识的结果。

  

 2001/02/18    玉皇山校区“杭州音乐学院论证会”

 

  2003年6月我在杭州打电话和写信给先生和其他5位学科的权威核心人士,重新发起建立西方音乐学会,上面写了如果同意的话签一下名,而第一个在信纸上签下名字的就是先生。2003年12月23日在杭州宣布成立“中国•西方音乐学会”时,先生是学会的名誉会长,之后学会的全部活动,先生都给与了关心、指导。

  学界同人都知道,先生在1993年发表了《瓦格纳〈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这篇有重要指导性意义和极大说服力的论文,即刻在中国音乐学界引起了空前的重大反响。从此,大量学者和学子纷纷以“音乐学分析”为主题词进入音乐学研究领域。我在筹备1986天津•美国音乐研讨会时曾经审阅全部参会论文和资料,深感存在着音乐创作界“纯技术分析”和音乐学界“非技术分析”两种弊病,在参会论文《用人民的音乐表现人民——〈波吉与贝丝〉》中提出了“我们应该提倡的对美国音乐的研究方法是技术与非技术的结合、技术与史论的结合、技术与全方位的音乐学的结合。”的观点,因此对先生的方法非常赞同。2005年,我在提交给天津“全国曲式与作品分析理论及教学会议”的论文《无法回答的问题——艾夫斯〈未能回答的问题〉的音响存在时间维度分析》中运用和解释了音乐学分析的概念。2007年,经修改后,文章又以《从音乐分析到音乐学分析》的标题在“西安•西方音乐学会第二届年会”上发言,最后被收入《上海音乐学院学术文萃,1927-2007•外国音乐研究卷》中,无疑也是众多虔诚的中国“音乐学分析”认同者之一。但是从2007年这次可称之为“音乐学分析热”的年会后,我逐渐发现一个不寻常的现象,那就是作为“音乐学分析”始作俑者的先生,却从来没有以这个主题词写作新的论文,第一篇论文成为被某人所称的“孤峰”,而且在以后的学术会上,先生都使用“音乐本体分析”的概念,哪怕是几乎到了能够明确感觉到人们都急切地想听到先生对音乐学分析作出进一步阐释、对音乐学分析热现象“表态”时,先生却总是一言不发。这种沉默到底是不是并非偶然,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绝不仅是人们质疑音乐学分析能不能够在非汉语语域中得到认同(从字面上看,把音乐学分析译为musicology analysis,似乎确实有逻辑问题)的事。然而不管将来音乐学学者或哲学家如何澄清这个问题,我们却从先生的态度上,起码已经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学者那种不为任何功利和非学术力量所能撼动的高尚。

  

 2010/12/10,于润洋先生在广州•西方音乐学会第三届年会上讲话

 

  2013年,在沈阳召开了学会第四届年会,结束那天有次自由论坛,先生坐在台下。我有个机会说几句话,就对着先生鼓足勇气说了一直想说的话。我说于院长为我们的学科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一点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他不顾意识形态上的忌讳,向我们介绍了阿多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对我们解放思想、开阔眼界意义重大。我看到先生仍然并无表情,但是我知道你一定是会赞成我的认识的。现在我还在想,总有一天我会要再悉心研读你的那几篇文章:《释义学与现代音乐美学》、《对一种社会学派音乐哲学的考察》、《“浮瓶信息”引发的思索》、《罗曼•茵格尔顿的现象学音乐哲学述评》等,向学界总结我的这些想法,让大家都重视先生对我们学科发展在元理论层次所作的谆谆教导,这是一种前辈所能做的最高、也是最可贵的引导。先生用自己大无畏的实践,验证了自己说过的话:“我认为,一是要具有一种敢于大胆吸取人类思想领域中一切优秀成果的勇气和能容纳百川的宽阔心胸。我始终认为,一般说来一种深刻、严肃的学术成果都不大可能是全无价值、一无是处,其中总有某些值得我们思考甚至借鉴的东西。”这种不畏舆论、不避风险的勇气,绝不是常人能够做到的,这是一种身先士卒、舍我其谁的范例,因为这些有关史学研究基础理论的立场,其可以发挥的应用效益,和先生在不动声色中为我们树立的学者的楷模品格,给我们的事业力量可以是无穷的。

  

2013/09/24 于润洋先生在沈阳•西方音乐学会第四届年会上讲话

 

  如今,伟人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我所亲历的这些事,我永远不会忘记,永远不会忘记先生在2013年9月23日沈阳年会所住的那间屋里和我说过的那些长长的话,也永远不会忘记你在多年前签书送我时对我的称呼“王晡君”(我还翻到2003/02/16你在发给我E-Mail时,因为没找到“晡”字而写下的附言:“埔”是错字,但我的电脑中无你名字中的那个字,抱歉!——这就是我所想到的,向你学习作什么样的人的一个例子)。正如学会为先生仙逝所撰唁文写的“他的思想、活动、论著和译述已成为本学科与本学会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学科和学会中人无不受益于他的深刻指导、谆谆教诲、热心扶持与激励影响。愿逝者安心,我们必一如既往悉心研习他的思想与学术遗产,沿着他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道路继续前进,为中国的西方音乐学科的兴旺、音乐学理论事业的发展和音乐文化的复兴不懈努力,以实现于先生的遗愿,告慰于先生在天之灵。”

  先生年长我一辈时间,可我们总是心有灵犀,斗胆以学生的辈分和你说说告别的话,写出来,你一定看到了。先生还记得那年在龙门石窟卢舍那像前给你拍的照片吗?我们都喜欢那个美丽清越的地方。呜呼!哀哉!先生安息!“王晡君”和你相约,何时我去了,就在那里和你再见。

  

  

  

  1986/05/30,于润洋先生在天津•美国音乐研讨会上发言

  

  2005/03/27,于润洋先生在上海•西方音乐学会第一届年会上和大家合影

  

2013/09/24 于润洋先生在沈阳•西方音乐学会第四届年会上讲话

  

  

作者:王晡   来源:中央音乐学院   最后更新日期:2015-10-19 11:18:21    发布日期:2015-10-19 1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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