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老师走了，他终究没能跨过84这个坎。中国有句俗话“73、84是个坎”，他1929年生人，到2013年刚好84岁。

　　他是一位令所有年轻学子都崇敬的学者，每一个跨进音乐学的人，都是读着他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入学的。从绿色压膜封面的“修订版”到黑白照片封面的“第二次修订版”，再到现在发行的米黄色“第三次修订版”，不知它陪伴了多少学子走进音乐学院，走进音乐理论的殿堂。而我，也是这其中的一员。

　　1999年，我像一个咿咿学语的婴儿走进了音乐学院，那时，“汪毓和”三个字仿佛就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化身，他编著的书是我们必读的教材。2004年，我有幸入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汪老师，真没想到他是一位那么慈祥和蔼、精神矍铄的老人！每年硕博的开题报告、论文答辩上，我们都期待能聆听他的谆谆教诲。在各种学术会议上，他的发言也都极为谦虚严谨。他有一辆二八自行车，那是他的代步工具，校园里、马路上，都有他的身影。偶尔跟他在路上打招呼，他会像一阵风一样疾驰而过，留下声如洪钟的“哎……”，底气十足。

　　在我写硕士论文时，苦于资料少，经常去国家图书馆大海捞针般地寻找。一次有机会与汪老师见面，他问我写什么课题，了解之后便问我是否知道一本北师大的相关硕士论文，还主动说可以把论文借给我，令我如获至宝。2007年，我准备考博时需要两封专家推荐信，父亲鼓励我请汪老师写一封，这在我心里是遥不可及的事。我忐忑地给他打了电话，起初没人接，过了几分钟他竟然打了过来，听我说明来意后更痛快地答应了，让我兴奋了好几天。考完试后，录取结果迟迟没有公布，我的心一直悬着。一天与他在学校偶遇，他似乎看出我紧张的神情，轻轻地拍拍我的肩膀，笑眯眯地说了两个字：“没事儿”。多么简单的两个字，对我来说却是那么的宝贝。他就像是我的一颗幸运星，总能在我需要时给予我最及时的帮助。

　　读博后，终于有机会能够与他面对面上课了，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情。每周在他狭窄而拥挤的办公室里，闻着带有奶油味道的烟丝，看他吸着烟斗，觉得那是一个特别可爱的老头！每当上课中有电话响起，他总是拿起话筒，直接说一句“我在上课”就挂了。08年去苏州开中国音乐史学年会，他带着我们几个学生去逛拙政园，全程步行，健步如飞。他对园内的景观如数家珍，因为那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10年去厦门开年会，我们与汪老师合影，起初大家开玩笑，说汪老师要瞪一下眼睛，能显得眼睛大一些，结果后来他就真的每拍一张就很认真地瞪一下眼睛，把我们逗得前仰后合。虽然我与汪老师的接触不太多，但是他却给我留下了那么多美好的记忆。

　　就是这样一位老人，每天早上8点早已坐在办公室里，下午甚至晚上依然还埋头在书堆中。就是这样一位老人，80岁得了带状疱疹，浑身疼痛，却每天自己骑车去医院打针。就是这样一位老人，年届八旬还依然带博士生，成为学校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专业的砥柱，有他在，大家的心里就有了底。2009年是汪老师的80华诞，学校为他举办了全国性的庆祝活动暨学术会议，有150余人从世界各地赶来，共同为他祝寿。会中，蒲方老师希望我能写一篇学术性的报道，虽然那时我正在写博士论文，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能为汪老师的活动写文章，这是我们作为晚辈学生应该做的，在我看来，它更是一种荣幸。

　　一晃三年过去，我已经到南方工作。每次回到中央音乐学院，我都会从汪老师的办公室门口走过，看看他给学生上课的身影，或者进去聊上一聊。没想到，2012年4月我与他在办公室的问候竟成了最后的永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