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飞立先生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创建指挥系的第一届系主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国家教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委员, 北京市教育局艺术教育委员会顾问。1986年美国耶鲁大学音乐学院校友会为他“在音乐领域作出杰出贡献”授予功绩荣誉证书, 1990年中央音乐学院迎来40周年校庆时,他荣获了“为学院创业、建设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荣誉金奖”。

　　今天( 1997年11月8日) , 由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发起,学院学术委员会、指挥系、管弦系、学报编辑部、促进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祝贺黄飞立教授从事音乐活动60周年, 教育工作50周年暨80华诞, 我们来回顾一下黄先生宝贵的教学经验、难能可贵的艺术成就和不平凡的人生道路, 对于整个音乐社会和指挥事业的后继者, 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黄飞立教授堪称我国指挥教育界的泰斗, 他的治学处处体现着面向社会, 学以致用,严格基础, 博采众长的精神

　　黄先生早于1943— 1945年便任教于抗战时期的国立福建音专。那时,他虽然曾经师从音乐名师, 也已有五年从事音乐活动的经验, 却拿的是上海沪江大学生物系理学士的毕业文凭。为了完善自己, 更好完成音乐教学, 在教课之余, 在艰苦的条件下, 他以惊人的毅力, 刻苦钻研音乐: 有时为了利用夜晚时间练钢琴而一直练到号兵吹响起床号; 还在短短两个月的课余时间里, 翻译, 并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好了整本里姆斯基-柯萨可夫的《实用和声学》,还译完了普劳特的《曲式学》。因而他的早期教学就是卓有成效的: 视唱练耳班学生的程度参差不齐, 有的学小提琴者年龄也较大, 但他科学又耐心地因材施教, 使同学们都有显著的进步与提高。他还担任合唱、合奏的指挥工作, 除了学习一些传统艺术曲目外, 还演唱了不少如《游击队歌》、《抗敌歌》、《旗正飘飘》等抗战歌曲。由于他教学有方, 使同学们兴趣大增, 也唤起了大家的爱国热忱。他还注意锻炼学生们服务社会, 服务群众的精神, 曾带领学生乐队步行五公里去参加为抗战献金的音乐会。加上他平易近人, 关心同学, 因此, 深得师生们的尊崇爱戴。初登教坛, 还未及“而立”之年的他, 便被校方聘为副教授了。后因校内学习不及格的反动学生为报复他, 诬他有红色嫌疑, 无理找茬殴打了他, 而校方又不敢主持公道, 他忿然辞职离去。

　　1951年, 在美国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师从世界作曲大师亨德米特, 又拿到他的音乐学士学位。学成回国的黄飞立先生, 已是一位博学多才, 修养全面的音乐家了, 他又回到了教学岗位, 成为中央音乐学院有史以来唯一先后在三个系任过主科老师或兼任系主任的教授。他先是在作曲系主讲和声与复调, 他赞成课改方向要“少而精” ; 他主张启发式的教学,上课时讲述观点,教科书只作为参考。他认为学习和声与复调并不是目的, 只是学习从前人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作曲原则。于是他师承了亨德米特“二部写作”的方法, 将和声与复调两门课合二为一, 要求学生在作练习时, 与简单的曲式和民族调式结合起来, 使得学生们民族风格的“二部写作” , 很快就见了成效。

　　1953年, 黄先生服从组织分配, 调任管弦系主任, 转为教授小提琴, 并领导学生室内乐及乐队的课程。他考虑到管弦系毕业生将来主要是从事乐队工作的实际情况, 认为管弦乐的主科不应局限于各类乐器的演奏主科, 还应包含室内乐、重奏和乐队合奏; 因此他要求所有的学生(包括已有一些乐队经验的干部进修生) 都要参加合奏训练。他自己除了担任指挥外,还身体力行地与褚耀武、隋克强和朱永宁等教授一同练习四重奏, 还争取上台演出, 以获得更多的实践经验。

　　1956年初,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和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 中央音乐学院决定成立暂时只设合唱指挥专业的指挥系。已有相当指挥工作经验的黄先生, 作为指挥系主任的最佳人选, 又义不容辞地挑起了组建中国第一个指挥系的重担。十年浩劫之后,他又肩负起二次重建指挥系的艰巨任务,风风雨雨历经32年,直至1988年逾70高寿时, 才光荣退休。

　　我们的系是中国高等音乐学府中最早成立的指挥系, 她以培养优秀的青年指挥家为教育目标。几十年来, 由于兼取苏联、欧美指挥教学的各家之长, 结合我国指挥的实践经验, 启承开合, 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指挥教学体系。在专业设置方面,也从开始的只有一个专业发展到目前以五年制本科为主体的合唱指挥和交响乐—歌剧指挥两个专业, 并于1986年首建我国指挥研究生班, 1988年由黄飞立教授亲自带出了中国的第一位指挥硕士学位获得者竺一平。

　　指挥系是培养音乐集体表演团体的主要业务领导人的, 其教学成果, 应当体现在“少而精”上。黄先生在职期间, 指挥系就培养了大学本科、专修科、进修生等约100名合唱和交响乐的青年指挥。应当说, 对于年轻的指挥系来说,其教学的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许多毕业生在国内的专业团体,艺术院校中担任重要的职务,发挥着业务领导和骨干作用, 有的在国际青年指挥比赛中屡摘桂冠, 或被国外的知名乐团聘为客席,常任或首席指挥和音乐总监。多名曾师从黄先生的弟子成就突出: 如总政歌舞团艺术指导和北京市多个中学生管弦乐团的常任指挥,在指挥教学上也已有突出成绩的徐新教授;战友文工团的艺术指导, 指挥唐江; 总政歌剧团指挥张启舜; 多年来指导中国少年活动中心和北京市少年宫合唱团的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李华德; 越南人民军文工团团长、指挥吴仲梅; 上海歌剧院合唱指挥张济生; 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视唱练耳高级讲师合唱指挥朱有臻;原河北省歌舞剧院指挥, 现任香港某电台音乐编辑的梁荻; 旅美台湾籍指挥魏立; 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副主任,民乐团指挥王甫建副教授;

　　1989年获第六届匈牙利国际指挥电视大赛第一名, 英国阿斯特交响乐团首席指挥兼艺术指导邵恩; 法国第卅七届贝桑松国际指挥比赛第二名, 美国底特律交响乐团指挥, 新加坡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水蓝; 上海乐团和上海爱乐乐团的指挥曹丁; 空政文工团和北京市中学生“金帆”交响乐团指挥石伟民、刘凤德、海政文工团兼北京市“金帆”少年管弦乐团的指挥雷雩和总政军乐团的指挥马文、于海等等, 黄飞立教授真可谓是硕果丰收的“桃李满天下”也!饮水当思源。我们今天的成绩来之不易,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由于我们的老系主任黄飞立教授从建系开始, 就领导大家树立了良好的系风。下面,我仅从三个方面来概述一下黄先生的教学思想及其对指挥系教学的深远影响。

　　1.指挥系教学的目的是培养指挥专家和音乐启蒙教育家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56年我们指挥系的全体主科老师(除了黄先生还有任策、沈武钧和我——当时我的身份还是作曲系的调干学员兼指挥系的主科老师)在黄飞立先生的领导下,对按照学院领导的要求制定的那份《指挥系合唱指挥专业合唱指挥法教学大纲(草案)》进行逐字逐句, 甚至不放过一个标点符号的讨论和“三读通过”时的认真情景。

　　《草案》一开头, 在“教学目的与任务”一栏中便明确阐明:“合唱指挥专业的教学任务是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培养高度水平的合唱指挥和合唱指挥教师, 让他们受到理论和实践的训练, 使他们毕业后能在合唱艺术的领域内,从事于表演、教学和音乐启蒙的工作。”其中在“音乐启蒙”四个字下, 还加上了着重点; 也就是说, 从指挥系组建开始, 就明确了我们培养的不仅是未来的指挥专家和教授, 也是高水平的音乐启蒙工作者, 他们还要担负起提高我们民族音乐文化素质的任务。

　　接下来《草案》向教师提出了明确的任务,强调了“在教学中要贯彻技术与表现,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 要使学生通过学习民族民间的和中外古今的艺术典范作品” , “鼓励他们及早地、经常担任一些群众歌咏活动的辅导工作, 通过这些社会活动, 使理论联系实际, 加强学生对本专业的认识和热爱, 培养他们的独立工作能力” , “使他们成为对祖国和人民具有高度责任感、德才兼备和全面发展的合唱指挥” ; 然后《草案》又对本课的具体任务, 教材要求, 主科内容与授课方式, 学生在课堂和参加群众音乐指挥实践中应完成的任务, 以及各年级的教材范围、教学进度与考试要求等等都作了详尽确切的规定。

　　如他们除了在“指挥法”专业课堂里要先上与导师一起研究作品的小课, 再与代替合唱队、乐队的钢琴老师上辅导课, 然后再进行由主科老师主持, 两位钢琴老师演奏的方式, 学习指挥从18到20世纪各个时代不同风格流派的中外代表性音乐作品; 此外, 要具备理解和处理音乐的基本能力, 还必需学习全部音乐理论基础课, 包括总谱读法, 乐队法, 合唱学, 视唱练耳高级教程, 钢琴, 音乐史论, 以及被称为“四大件”的和声、复调、曲式、配器等课程。使他们不但能掌握精湛的指挥技术,也具有深厚的音乐理论根底、良好的文化艺术修养和作为集体表演领导者所必须具备的心理素质和组织能力。而且,为了使这些必修课更加符合指挥系的要求, 更能学以致用, 黄先生曾为由指挥系独立开设这些课程作过不懈的努力。

　　这部《教学大纲(草案)》后来虽然没有成为一个正式文件, 但是由于当时在反复讨论中已深入人心, 几十年来全系教师在这统一的指导思想下, 团结一致, 勇于探索, 积极研究国内外经验,认真解决教学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使指挥系的教学水平得以不断提高和发展。就从上面提到的黄先生历届部分学生的成就中已可看到,他们中有多人不仅是有成就的指挥家,有全面音乐修养的老师、教授, 也是在基层群众音乐事业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的社会活动家。在首都许多业余合唱团、管乐队和管弦乐团的指挥台上, 也到处可见指挥系师生们活跃的身影。

　　至于黄先生本人,在退休后的近十年里,对北京市中学生“金帆”交响乐团的指导培育和建设发展, 更是不遗余力地投入了他的热情和爱心, 他为这个乐团奠定了建团的方针, 不赞成大起大落, 大轰大嗡, 而要细水长流, 有长远打算; 他不知疲倦地参加招生工作, 为孩子们找资料, 对分谱; 他平易近人, 从来不摆专家架子, 经常义务地为孩子们辅导, 总是十分耐心地讲解每一个乐句, 每一个弓法, 默默承受着相当艰苦的工作条件和由于学生队员的经常流动而不可避免的重复劳动, 使中国第一个由普通中学生组成的交响乐团在短期内便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他还重视孩子们的品德教育和全面发展, 带领孩子们下基层, 到大庆演出,为筹集了50万元的赈灾义演音乐会执棒……这一切对提高北京青少年的音乐文化素质, 对带动全国中学生的课外音乐教育都起了极大的示范和推动作用。现在, 仅北京市就有七所大、中学校有了自己的管弦乐队,他的关门弟子雷雩,在他的精神的感召下, 又在中关村二小创建了一个小学生的管弦乐团; 从全国来看, 至少影响到上海、广州、汕头、福州、沈阳、兰州、哈尔滨等地的中学生管弦乐队。为了给中小学音乐老师提供一份实用多能的好教材, 他还用了几年的心血, 总结了他几十年的教学经验, 写成了集乐理、视唱、和声学与键盘演奏技术为一体的《键盘与和声》一书。黄飞立教授做的这一切, 从指挥教育角度来看, 也是对既是“指挥家、教授” , 又是“高水平的音乐启蒙教育家”这个指挥系的培养目标, 身体力行地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卓越的典范。而他的心声却是: 这些小孩今天在乐队里学习音乐文化, 明天长大就会是一个好的公民, 将来他们挑起建设重任时,就会象我一样再去关心下一代的文化生活,这样一代代地传下去, 其意义就远远不限于今天演奏了多少乐曲了! 因而他绝不保守“金帆”的成绩, 对其它后进乐团的成长和发展也给予了很多的关注。在他的精神的影响下,“金帆”交响乐团经常向其它团体提供无偿的帮助, 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还必须补充的是, 虽然我们教学的目标是高水平的, 但黄先生从来不拒绝那些从工作岗位前来要求进修, 但音乐基础还比较差的干部学员, 事实上他们在短期进修后, 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文革后重建指挥系时,黄先生自己也曾带过一批工农兵学员的“困难户” , 但由于他的因材施教, 循循善导, 有时甚至手把手地教练, 后来他们大都走上了指挥岗位,成为深得群众赞扬的业务骨干。

　　2. 指挥法课堂教学必须严格地打好基本功的基础

　　我们知道, 不学史论和音乐专业基础, 只想学学指挥手势, 打打拍子, 是决成不了一个称职的指挥的。然而,指挥法的技术又是的确存在, 必须熟练掌握的。指挥的手会不会“说话” ,会相当程度地影响排练的效率。指挥的动作是否准确而有表现力,甚至是否美观而有魅力,也相当程度地决定着他事业的成败。随着20世纪的交通发展, 世界指挥的频繁交流, 事实上已形成了一套世界通用的指挥法语汇, 而我们在指挥法的课堂上, 正是要让学生掌握如何运用这由前人创造并逐步丰富了的无声技艺来领导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的演奏。这里包含指挥的基本图式(包括合拍、分拍和拍子的组合等) ,能预示不同速度、性质和力度的起拍, 会表现各种不同性质的旋律, 会强调节奏和指示保持音、附点音和切分音, 懂得各种力度层次的表现方法, 以及训练两只手有效而自如的分工和手与眼的密切配合等等。指挥的技法既要准确,富于音乐所要求的表情,又要十分节省。经过课堂里的严格训练, 当学生站在真正的指挥台上时, 就可以轻松自如、得心应手地运用已经熟练掌握的技能, 帮助、鼓励乐队或合唱队来表现自己对作品的解释了。

　　黄飞立教授是从坐在乐队里的小提琴手走上指挥台的, 因此, 他深知指挥法基本功在实践中的重要性, 也深知指挥实践对于青年指挥的成长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因而, 他认为从学校毕业走入社会登上指挥台时, 才是真正学习指挥的开始。而在这之前, 在指挥系的课堂上,学生必须先掌握的是最基本的指挥手段,当然, 这包括如何认识作品, 如何处理和表现音乐等。在课堂上黄先生是严格认真, 一丝不苟的, 有时竟到了苛求的地步。在音乐处理上, 他可以听取学生的某些想法,但在基本方法上,却是一位寸步不让的严师。他并不从上课曲目的数量上去追求教学进度, 而是“少而精”地, 讲求每一节课的质量; 有的学生经不起“抠” , 急躁地希望能多学些作品,黄先生总是对他们讲:“你如果只学会几部作品, 而没有掌握基本方法, 肯定会失败, 只有学到了与音乐的基本理论密切相关的交响性的思维, 学会了音乐全面的基本功, 具备了独立工作的能力, 那才可能成功。”因此他相信“举一能够反三”。他耐心细致地给学生分析曲式, 讲解织体句法和复杂的节奏, 引导学生在指挥时想象乐队的不同音色和演奏法, 也帮助演奏钢琴的老师尽力奏得靠近应有的乐器音色,有时一个乐章四节课都还上不完, 但上课内容却非常丰富, 特别对作品的风格把握有独到之处; 当学生和钢琴辅导老师都对这首作品有了深刻理解之后, 课堂里就会产生一种愉快的音乐合作气氛了。有时他还让学生只用内心听觉“默挥”的方法, 来检查学生的心中是否有音乐, 或者他只是在钢琴伴奏下象舞蹈演员一样跟着音乐跳舞? 黄先生自己备课也极其认真, 经常背谱上课, 并能记得种种细节。他的敬业精神就通过这样点点滴滴的言传身教, 深入到了学生们的心中。黄先生在教学中还特别强调“指挥起拍”的重要性。他常常在各种场合指出: 指挥的起拍必须要起三个作用, 那就是预示速度、力度和音乐性格。指挥的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讲, 就是“起拍”的艺术。他还延伸道: 指挥的图式并不是机械的,而是随着音乐变化的。当你指挥旋律时, 事实上每一拍都是下面一拍的起拍, 是一连串衔接在一起的起拍; 因而每一拍都是有音乐内容的, 应当能帮助演奏员理解你下面的音乐处理。有的年青指挥没有学好起拍,结果遇到不熟悉的乐队要演奏新作品时,就没有办法了。

　　因此, 如果在课堂上当学生使两位钢琴老师的演奏都整齐不了, 合奏产生重重困难时, 他也往往先让学生摹拟“实战” , 自己去找出起拍中的毛病, 并想法解决之。

　　诚然, 目前我们的指挥教学最明显的不足之处就是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 我们的师生都缺乏亲耳听到好的演奏, 看到世界级大师们排练的机会, 更谈不上较多的、必要的艺术实践了。但我们指挥法基础的课堂教学水平,自开放以来,已经受到了国际指挥活动的多次检验。所以, 当国际指挥比赛多次获奖者、黄先生的学生邵恩被英国记者问及他手上的技术怎么会那么好时, 邵恩说: “这完全归功于中国的指挥教学,中央音乐学院有一批非常杰出的教授,是他们给了我扎扎实实的专业技术基础教育。在这方面我们完全用不着自卑, 因为我们决不比欧洲逊色。”类似的反馈也由多名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其它指挥系毕业生多次重复过。

　　3.不抱门户之见, 使我们的指挥教学体系在深厚扎产的基础上, 形成更为丰富多彩的开放结构

　　作为指挥系的一名教师, 我经常为指挥系老师之间那种团结和谐, 互相尊重, 不抱门户之见, 关心音乐社会的发展, 乐于广泛吸取知识, 能够坦诚切磋技艺心得的融洽氛围感到宽慰, 而这正是黄先生以开阔的胸襟领导指挥系建设的成果。指挥系的专职教师中有留美, 留苏的, 也有向德国专家学习过的, 为了博采众长, 指挥系的教室还经常有各路“神仙”被“请进来” ,我国资深指挥家李德伦、韩中杰、严良、姚关荣、秋里等都曾先后应邀在指挥系兼任主科教学; 国际知名指挥家小泽征尔(日)、皮里松(法)、齐佩尔(美)、森多里亚(美)、齐尔姆(德) 等也曾来讲课指导, 他们带来了不同流派的宝贵经验, 带来了新鲜的观点和信息, 开阔了大家的视野, 也推动了我们的教学。黄先生深知要提高指挥系的教学质量, 也必须大方地将自家人马“放出去” , 让指挥教师们不断通过实践获得真知。因此多年来无论是年龄稍长一些的陈贻鑫教授,或当时还年轻,没有什么实际经验的我、沈武钧、徐新、杨鸿年、李华德和吴灵芬等, 都有机会到中央和省市的交响乐团、歌剧院合唱团去参加实践, 也从来没有因而承受过当时学校里很时兴的一顶帽子“不安心教学工作”的思想压力。事实证明, 这些教师的艺术实践,不仅丰富了社会文化生活,也大大充实了教师们的实战经验。近年来我们更加看清了这个作法的深远影响, 指挥系的常任教授们频频“出击”于国内外, 他们领导下的中央歌剧院、总政歌舞团、中国青年交响乐团、中国少年交响乐团、中国交响乐团的少年及女子合唱团和爱乐女乐团等, 在国际国内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它必然扩大了指挥系教师们的知名度, 毫无疑问, 也必然会推动指挥教学质量的提高。由于有时需要短期“离职” , 这些临时“出征者”的学生也就被暂时转到其它老师的班上,可喜的是老师们都能体谅理解,从来没有拒绝过别人的学生。由于黄先生经常主持各种形式的教学研讨活动, 使各位教师对于指挥法的观念, 某些技术细节和教学方法等各种学术上的不同见解都能摊到桌面上来讨论,彼此能够得到交流和互补, 有了平日里集体研讨的基础, 也就不存在其它老师因“学派”不同而无法接手某个学生, 或必须对这个学生“从头来”的麻烦了。因此, 指挥系的一些学生有时很难算清楚他究竟是哪一位教授班上的学生, 因为他曾走进多间教室, 接受过多家的教诲; 指挥系的老师们恐怕也会有我此时的困惑,即已很难从我们也习以为常的观点里, 严格地把属于黄先生的分离出来, 因为它们已早已与指挥系老师们各自的智慧结晶和多年的教学实践融和在一起了!

　　以上只谈到了几点我个人感受最深的方面, 它并未包括黄先生教学思想及其对指挥系影响的全部。但仅仅以此回顾我国第一个指挥系创建和发展的奋斗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 面向社会, 学以致用, 严格基础和博采众长的精神,融汇在黄先生整个的教学思想之中。黄先生对中国年青的指挥教育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功不可殁。我们尊敬的黄飞立教授,您无愧于我国指挥教育界的泰斗!

　　二、黄飞立教授是我国杰出的、非常热爱祖国交响乐事业的指挥艺术家

　　黄飞立教授虽然长期服务于教育岗位, 但他从来没有脱离艺术实践。没有离开过他心爱的指挥台。黄先生从小便酷爱音乐, 幼年时就显露出了过人的音乐才华, 他非常崇拜那位吹拉弹编样样都会的小学音乐老师。在老师的指导下,小飞立便吹着六孔短笛, 打着小鼓成为童子军管乐队的队长, 接着他又学钢琴、小提琴, 并很快就能向国立上海音专教授、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副首席盖索夫斯基学习高级小提琴演奏技术了。早在中学、大学里他就经常参加学校及教会的合唱队、管弦乐队、室内乐队的活动, 在家庭经济拮据, 难以支付学费的境况下, 他也教过小提琴, 参加过电影配音乐队。渐渐地, 他的音乐才能远比他是个沪江大学生物系的毕业生更加受到人们的注意, 终于, 1937— 1942年他不负众望, 在上海中华基督教会富吉堂圣乐团开始了他的指挥生涯, 从此他便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 至今整整60周年了。

　　1945年抗战胜利后, 黄先生在广州基督教青年会任群育主任干事, 主持以音乐为主的群众文化活动: 组织并领导青年会合唱团, 定期演出进步歌曲(如马思聪的《祖国大合唱》等)、民歌、宗教歌曲、传统艺术合唱歌曲等,还组织并主持定期的唱片欣赏会, 组织观摩各种音乐表演等等, 使这个青年会成为当时广州的音乐活动中心。年轻的黄飞立的音乐造诣在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和锻炼的同时, 也唤起了他要继续深造,成为一个真正的音乐家的愿望。于是为了出国筹集资金, 他又辗转广州、香港等地奋力工作, 在香港永华电影公司指挥过《国魂》等电影配音, 终于在194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美国耶鲁大学音乐学院, 师从世界著名作家曲家、音乐教育家保罗亨德米特大师学习理论作曲。黄先生在刻苦学习的同时, 为养活自己,还得兼一些工作, 也参加学院的合唱和管弦乐团, 以丰富自己的实践经验。

　　1951年黄先生回国后, 逐步看到了共产党为人民做好事的政绩, 通过治淮“三同” , 文艺整风等思想改造, 他的艺术观也有了一个自觉的飞跃: 过去他参加演奏, 指挥爱国进步歌曲,或开展群众音乐活动, 从来没有考虑过它深层的意义目的, 不过是出于兴趣爱好, 爱国热忱,谋生所需, 或职务要求; 在美国无论是搞表演,还是创作, 追求的只是技巧, 期待的也只是个人的成功。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称音乐家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教导是“文艺为人民服务” , 既要“继承传统” , 还要“推陈出新” , 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 “技术要服从内容的需要” , “评价一部作品, 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等等, 给了他很深的影响。他还发现, 许多自己一贯的追求原来与共产党的主张竟是一致的, 他对音乐的有些观点(比如对现代派音乐并不希求听众理解,一味追求技巧,追求新奇的看法) 通过实际生活, 也逐渐有了改变。他的文艺观里有了主心骨,就能响应党的号召, 在指挥系的教学中努力贯彻革命的文艺思想, 积极组织指挥系的师生下乡劳动, 下厂辅导, 热心地组织业余的“新歌合唱团” , 这个合唱团后来担负过作曲系的新歌试唱任务, 还为电视《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配过音, 参加过各种国家庆典晚会的重要演出。因而,他曾被选为天津市第二、第三届人民代表和中国音协天津分会的副主席。

　　自黄先生来到中央音乐学院之后, 学院里的大学生乐队就始终是他的艺术实践基地。他一贯主张乐队训练要从严,要打好基础。在他严格的调教下, 这个十分年轻的乐队, 很快就能担负许多重要演出了。50年代中,中央音乐学院师生在黄先生的指挥下, 以歌剧《茶花女》、《弄臣》和《黑桃皇后》的选场参加了全国第一届音乐周, 后来他又热情将他当年的学生辛沪光那首成功的处女作——交响诗《嘎达梅林》成功地向社会作了介绍; 他又在中国首演了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著名歌剧《奥涅金》, 为此,中央音乐学院学术委员会曾授于他奖金,奖状。接着,他又应邀在中央歌剧舞剧院成功地指挥了芭蕾舞剧《吉赛尔》和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中国芭蕾舞剧《鱼美人》以及1964年《红色娘子军》的首演。60年代他还曾与中央乐团在北京巡回演出, 70年代文革刚刚结束, 他就应邀到北京歌舞团去训练那支编制不全、程度不齐、素质不高、又没有规章制度保证正常工作的年轻乐队。在文革中饱尝了迫害的他,又燃起了满腔热情, 义无反顾地重登已阔别了十来年的指挥台,又去承担一个交响乐团的创业任务。他克服了种种的困难, 对年轻的演奏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训练, 到80年代这个乐队以北京交响乐团的名字出现在舞台上时, 已是有相当实力的一个乐队了。他还指挥过电影乐团,也与军乐团举行过十多场音乐会, 还曾在天津、广州、深圳、太原、昆明、武汉、南京、沈阳、长春、济南、哈尔滨等地支持各省市交响乐团的组建,热情地帮助他们训练乐队,并进行演出。90年代已年逾古稀的黄先生, 还与中央歌剧院交响乐队合作演出了难度很大的马勒的《大地之歌》,并指挥了中央乐团室内乐队和爱乐女室内乐团。他非常认真地准备每一场音乐会,哪怕是已经非常熟悉的作品, 也要对其音乐处理, 甚至演奏方法都重新审视, 并细致地作出安排, 因为他的座右铭就是: “作你所爱, 爱你所作”( do w hat yo ulike , like w hat you do )。“要干就要干好”! 由于他爱音乐, 爱指挥事业, 就不论乐队水平的高低, 名气的大小, 条件的优劣,每到一地都带去了精湛严谨的指挥风格和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 演奏家们喜欢他的严格要求和“到位”的音乐处理, 他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 也使音乐家们获益匪浅, 都说从黄先生处学到了好多东西, 愉快的合作, 难以忘怀。

　　文革以后, 摘掉了所有不实之辞帽子的黄飞立教授, 曾被多次邀请出境进行指挥, 讲学,或参加音乐活动: 他曾两次被邀请担任香港中学生艺术节的评委, 还在香港圣乐团指挥了演出。1987年曾应邀回耶鲁大学母校,同时也在南加州、伯克莱、斯坦福、波士顿、都肯和卡内基—马伦等美国的大学, 以及旧金山音乐学院和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举行了十多次介绍中国交响乐发展状况的讲座, 后来还在加拿大与多伦多华人音乐家协会乐队合作举行了两场音乐会。90年代,宝刀不老的黄先生还到新加坡指挥了教会联合合唱团, 并带汕头的“金凤”中学生交响乐团在新、港演出。他还与旧金山歌剧院乐队合作举行了《东西汇》音乐会, 并指挥了台湾省立交响乐团的演出。在海外一系列成功的活动中, 他总是极力推出中国交响作品, 介绍中国的音乐成就, 促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人民之间的友谊。

　　国内外频繁的演出邀请和他健康的体魄,年轻的心, 使年届80高龄的黄飞立教授还不能告别舞台, 这也说明社会对黄先生精湛指挥艺术的喜爱和留恋。我想,也正因为黄先生在指挥艺术上有如此高度的造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才可能在领导指挥系和指挥教学上体现出高屋建瓴般的信心和魄力。

　　三、黄飞立教授追求的是“真善美”的人生

　　用黄先生自己的话来说, 他从家庭、学校和宗教受到的教育, 对他人生观的形成, 起了很大的作用。黄飞立教授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基督徒家庭, 父亲黄友敢曾在孙中山先生的国民政府里数次任过专员、秘书等职, 但他笃信基督教,并不愿进政界, 任过教会主办的真光杂志的编辑, 担任广东、广西基督教浸信会联合会总干事时,曾随美国传教士赴欧美为麻疯病人募捐,回来后曾说: 我决不让我的孩子到美国留学,他们会学坏的。母亲王素波曾反抗封建家庭,独自留日打工学医, 后来担任过广州培正女子教会学校的教务主任,也挂牌行过医。黄先生的双亲是在教会中结识的, 他们虽不富有, 在上海沦陷期间, 由于拒绝为日本人工作还导致失业而使家庭经济拮据。但他们向五个孩子倾注了全部的爱,使他们自幼便有很好的家庭文化环境,受到全面的教育; 父母渊博的知识, 正直的品行, 与人为善、乐于奉献的基督教精神, 以及他们营造的学习音乐的家庭氛围, 给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和音乐才能的发展, 带来了极大的影响。黄先生上过的学校也给过他包括“德智体群美”在内的全面教育, 一位中学校长语重心长的教诲, 他至今仍记忆犹新。校长说: 人生如爬梯, 每一步都付出气力艰辛, 可是一步踩空,就会摔倒在地哟! 还说: 机会就象一个头顶上长了几根毛的小妖怪跑了过来, 你要是不赶紧从前面抓住那些毛, 那后面却是光头, 你可什么也抓不着啦! 中学毕业对每个青年人来说,都面临着对人生道路的选择。鉴于黄先生已表现出来的音乐才能, 有人劝他报考上海音专, 他却怕当“洋琴鬼”没地位, 饭碗也不可靠, 而选择了沪江大学的生物系。在他年轻的,充满人生理想的心灵中有一个执著的声音: “科学追求`真’ ,基督教会追求`善’ , 而艺术追求`美’ ,这`真善美’就是环绕在我人生追求目标周围的一个等边三角形。”虽然这追求科学真理的梦, 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没有实现, 但不愿在上海沦陷区为日寇工作的他,却在历尽艰辛,辗转奔赴大后方的途中, 在福建永安的福建音专, 抓到了另一个小妖怪的头毛, 从而开始了他苦苦追求艺术真谛的一生, 我们也才得到了一位为祖国建立了卓著功勋的音乐教育家。黄飞立教授西服楚楚, 不善辞令, 温敦慈祥, 淡泊名利, 但却有“求真”的正义感和自尊心, 他坚持真理, 不讲情面, 不怕承担责任,甚至付出代价。比如, 在福建音专, 他曾冒着危险去为处在困境中的进步学生传递消息, 后来被受国民党庇护的反动学生无理殴打后, 他也敢于不畏强暴, 拂袖而去; 他任系主任期间, 曾有某老音乐家的儿子和某国家领导人的亲戚没有考上指挥系, 托了好几位大音乐家或通过很大的官来打招呼, 开来条子, 也都被黄先生顶了回去。

　　但是在许多时候, 为了顾全大局, 为了等候真理的到来, 黄先生却能够忍辱负重, 而且事后也能尽弃前嫌, 表现出一位老艺术家博大的胸怀。要知道在那场民族的浩劫结束之前,黄飞立教授为国家作出的种种贡献, 常常是在一种政治上不被信任的阴影下完成的, 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有两件事:

　　1.  1959年庆祝建国十周年和人民大会堂的落成, 黄飞立教授曾经带领中央音乐学院的乐队, 多次在大会堂为国家领导人和重要外宾们演出。可能是随着60年代重新强调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 黄先生就因所谓的“收听敌台” , 而被疑为“特嫌”分子。1964年黄飞立先生一直在认真负责地参加民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排练工作,还为江青指挥过汇报彩排。可是有一天, 一位党员、他的助理指挥奉上级之命不得不前去“借走”了总谱, 而不久黄先生竟偶尔从电台收听到了这部舞剧刚刚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里, 为毛主席进行了表演! 在这之后, 总有不成为理由的理由,让他在天桥剧场指挥,而不让他再进人民大会堂, 让他去广州, 却不让他去深圳! 他没有计较, 也不便多问, 仍然默默而照样认真地埋头工作着。

　　2. 文革中黄先生被揪入群众组织的劳改队, 他受到了残酷的斗争, 鞭打, 关押和苦役,盲目无知的学生们疯狂地折磨和凌辱这些为国家民族奉献过学识和人生的老教授们, 也许夫人赵方幸送去的两条毛主席语录: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和“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给了他力量。他问心无愧, 坦然无畏, 终于挺了过来, 就在劳改队里他也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 派给他的活儿, 也总是高质量地完成, 仍然是挺着腰,还是那句话: “无论干什么, 要干就要干好。”到了后期, 为了使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有个交代, 我被吸收进“黄飞立专案组”。因为当时我虽然被视为“黑尖子” , “苏修分子” , 但我还是一个有资格查阅人事档案的党员干部。在当时极左思潮的指引下, 对黄飞立先生“莫须有”的所谓历史问题, 也进行了无限的上纲, 而今天我应当指出的是, 那些所谓的“材料” , 全都来自黄先生自己的交代或他主动提供的私人信件!

　　今天我重提这些荒唐而痛苦的过去, 是想要告诉年轻一代，历史的悲剧决不能再次重演；今天我旧话重提,还希望我们的年轻人也知道用自己的一生谱写了一首深沉的“祖国情”大合唱的黄先生,竟曾背负过那样沉重的十字架；更为令人感动的还是, 当乌云散去, 阳光重现时, 他一抹伤痕, 以极其宽容善良的心胸, 不仅原谅, 还去打消那些已羞于再面对他的青年人的顾虑, 鼓励他们放下包袱, 去创造未来, 而他却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并不在意失手的母亲带给他的创伤,又以一颗赤子之心,继续响应祖国母亲的号召。当他再次听到了事业的呼唤, 感到了社会的需要, 这位花甲老人又一如既往,精神百倍地投入了新一轮的战斗：重建指挥系, 从头训练北京歌舞团乐队, 创办中学生的“金帆”……这是何等的高风亮节, 何等“真善美”的人生!

　　黄飞立教授是那样地热爱他的祖国, 在个人生活的岔道口,曾两次选择了从发达的美洲,返回还相对贫困的祖国。我问过他这是为什么?他的回答很简单, 他说:第一次是1951年, 本来我在耶鲁毕业后可以随导师亨德米特到瑞士继续深造的, 但朝鲜战争爆发了,我怕世界大战打起来就回不来了,我是中国人, 中国是我的, 我当然要回中国去;加上马思聪、缪天瑞等至亲好友们都从国内带来好消息, 说我回来一定有用武之地, 于是我就赶快登上了美国禁运之前的最后一艘轮船,回到了祖国。

　　第二次是退休以后, 大儿子安伦费了许多周折, 为我们办好了在加拿大永久居留的入境身份证, 我并不想长住, 但为了到世界各地旅游的方便就去了。在那边我虽然学会了开车、玩电脑, 但还是觉得无聊啊, 心里非常想念“金帆” , 想念乐团的孩子们, 1992年“金帆”筹备庆祝五周年的音乐会时, 北京市教委和北京市长也不止一次地邀请我回来, 而我却只能打电话问问情况,加上赵方幸也感到在外非常无聊,非常想念中国, 甚至常常想得眼泪淋淋, 于是,我们作出了回国的决定。黄先生常说, “作为一个音乐家, 要爱你的听众; 作为一个指挥家, 要爱你的乐队; 而作为一个老师, 要爱你的学生。我爱“金帆” , 爱所有的孩子们, 我常常想象抱我的亲孙子那样抱他们, 亲他们……”而我在这里还要为黄先生补充他虽然没有说出来, 却一定是早已融汇在他心灵中的最重要的一句话, 那就是: “作为一个中国人, 要爱你的祖国——我爱中国! ”我们德高望重的黄飞立先生就是这样以他不平凡的一生, 达到了他所追求的“真善美”人生的升华, 奏响了他——一个普通而杰出的园丁那朴素而光辉的八旬华章!

　　原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1998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