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9月29日送别恩师于润洋教授至今已经几天了，心情仍难以平复，先生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眼前。回想起我所知道的先生最后的生命时光中的点点滴滴，写下一点文字，以作对恩师的怀念。
此刻，打开邮箱看到周海宏兄转来他与先生在6月9日的通信，那是先生忍受着剧烈的病痛与海宏兄在交流严肃的学术问题，一贯的亲切、大气、严谨的文字和口吻，这些都是我们极为熟悉的，但想到这是出自一个饱受病痛折磨的老人之手，不禁潸然！这该是怎样的一种意志才能做到啊！
先生的女儿于沛姐告诉我，送别的前一天，先生的灵柩被家人从医院移送到八宝山殡仪馆，行进的路上灵车特意绕行了中央音乐学院一周，那是一个在学院奋斗了一辈子的老人在向这里的一草一木做最后深情的诀别。先生正在做的肖邦研究尚未完成，带着未竟的遗愿，此番却要远行，这其中该有怎样的依恋与不舍！每每想象此情此景，我止不住泪如雨下……
回溯到今年的7月份，因为17日是先生的83岁生日，邢维凯兄与我一同于16日去看望先生。到了门口，先生以他一贯的风格，为我们开门，把我们迎进客厅。我们带去了刚刚结束的“第十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音乐美学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庆”的相关资料，向先生汇报。并特意给先生戴上了喜庆的会议代表证，请他老人家手捧同样喜庆的红色封面的会议手册，合影留念。因为病痛的缘故，先生没有能够参加这次在本校召开的会议，但却一直记挂在心。听完我们的简要汇报，先生对于会议的成功召开，感到由衷的高兴，还认真翻看了我们带去的由金经言老师翻译的卡茨的专著《德奥名人论音乐和音乐家》。当时我还开玩笑说，“戴上代表证，手捧会议册，我们就在家里开会吧。”先生此时尽管极其消瘦，但精神尚好，还很欣然告诉我们，刚刚做过体检，排除了患癌症的可能，身体应无大碍。我们约定，再静养一阵，等带状疱疹后遗症治愈后，明年先生一定照常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可是，可是……这个约定才不过二个月多一点，先生却已弃我们而去了。先生，这一次，您失约了！
7月24日，杨燕迪兄来京讲学，我陪同燕迪兄登门拜访先生，先生表达了对音乐学事业一如既往的殷殷关切之情。我与先生约好，一嗣开学，我就前往他家选取院庆75周年“中央音乐学院十大教授艺术成就展”的相关实物资料提供给院庆组委会。今天下午，我到先生家里选取了这些早已列入清单的资料，可是，先生却再也不会把这些资料亲手交到我手上了……
随后的一个月没有再去看望先生，但一直与先生的儿子于溟兄保持联系，于溟兄告知先生的身体状况尚好，为了让先生尽快康复，8月份他还带先生、师母专程前往十渡休养。闻此消息，甚感欣慰。
9月7日晚，还没有到正式开学的日子，突然接到丁凡老师的电话，告知于先生病情危重，已被紧急送往医院，并沉重地告知先生的病情：结肠癌晚期，大范围扩散！犹如晴天霹雳，不是说已排除了癌症吗？怎么会？半晌无语……
9月8日上午赶到医院急诊科留观室，先生在沉睡，怕打扰，没有叫醒他，但看到先生与7月份相比更为消瘦的身形，心里一阵阵发疼……
下午再去，与大家一起把先生转移到ICU病房，先生醒过来了，但我只是简单与先生彼此微笑了一下，算是打了个招呼，没敢与先生说话，因为我已知道先生病情的凶险，怕一旦说话，情绪失控。
9月9日下午，为了让先生能有一个更好的环境接受医治，把先生转往了更安静的单间病房，其间在一个二人间病房作了短暂过渡。在先生家人与大夫交流病情的时候，我短暂地陪护了先生一会儿！当时同病房尚有另一位老干部病友，这位干部关切地询问起先生所从事的工作，我做了简单介绍。先生听后，轻轻地提醒我：“你要问问那位老人家是做什么工作的，这是礼节。”这就是我们的先生，直到最后的时光，依然保持着对他人的尊重，保持着真正的谦谦君子之风；直到最后的时光，依然绽放着他生命中无需矫饰的优雅，保持着最本真的内在高贵！邻床老干部又问我是先生的什么人、做什么工作，我说我是先生的学生，从事“音乐美学”教研工作，先生纠正我：“你就说是搞理论的。”他是觉得我用“音乐美学”这个太专的词汇不便于别人理解。这就是先生，直到最后的时光，依然保持着如此的清醒和睿智。难怪，难怪在他的学术研究中，再艰深、晦涩的思想也能变得清晰明澈、举重若轻。记得，在我短暂地陪护先生的过程中，已不能行动的先生说要擤鼻涕，我赶忙到护士那儿找来纸巾，帮先生拭去鼻涕，并帮他翻了一个身。这是我投身到先生门下十余年来，唯一一次真正贴身地伺候先生，我没有为先生做得更多，然而先生却觉得他已经很麻烦我了，并为此感到不安。不久于溟兄忙完其它重要的事情回到病房，先生说我在病房呆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坚持让我回家照顾孩子。步出病房，我禁不住感慨万千，这就是我们的先生，直到最后的时光，仍在替别人着想，不愿给别人哪怕是自己的弟子带来任何麻烦，其中映射的恰恰是先生作为士人的内在风骨！
9月15日上午9时左右，我陪同韩锺恩兄、宋瑾夫妇再次赴医院探望先生。这时先生已经非常虚弱了，我们在病房外专门用消毒液清洗了双手，进入病房。考虑到锺恩兄专程从上海前来探望，我想把有限的时间多留一点给锺恩兄，所以站在他们的身后没有说话。但先生在与锺恩兄和宋瑾兄打过招呼之后，仍不忘把燕婷和我叫到病床前，一一握手。这就是先生一贯的风格，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仍保持着他一贯平等待人的作风，保持着对后生晚辈的大爱无疆；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仍然保持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儒雅和礼节的周全。
9月22日下午3时左右，我陪同李晓冬兄一起赴医院最后一次探望先生，先生正在沉睡，我们没有打扰老人家，默默地站了几分钟之后，悄然退出。那时，我从于沛姐处已得知先生的各项生命指标已不断恶化，恐来日无多。但我相信，即便回天乏术，凭借先生一贯的坚韧，也许还能坚持一段日子。这天晚上，与丁凡老师通电话，我说如果于老师真的要永远辞别我们，真希望我们这些弟子能够最后陪伴在他身边，与他做最后的道别。
不想第二天一早，接到院办赵海主任的电话，告知于老师恐怕快不行了，希望我们能尽快赶去医院。我知道，赵海说的“快不行了”是以分钟而计的，我马上打车赶往医院，同时在车上把这个消息通知了于先生的教研室老同事和我的同门师长。18分钟左右，赵海与我先后赶到医院，可是先生没有能等到我们的到来，已于几分钟之前安静地走了！随后，包括院领导在内的先生的同事、学生也相继赶到。仅仅几分钟，我错过了与先生最后道别的机会，留下了永远的遗憾。如果，如果能再提前几分钟赶到，也许还能再见先生最后一面，为他送终……
先生生前拥有超凡的凝聚力，辞世后，这种力量仍在延伸。在为先生紧急撰写生平的过程中，年已八旬的张前教授专程从房山赶到学校，与潘必新教授、李起敏教授、姚亚平教授、邢维凯教授和我组成了起草团队。为了拿出一份像样的生平文稿，大家精诚合作、不舍昼夜、反复讨论、数易其稿。每一稿完成后，大家就放下手头的事情，紧急集中，进行讨论（李起敏教授通过“远程”的方式参与讨论），就总体结构和布局、每一处评价、每一种提法、每一处详略、每一处语法、每一个概念，逐字推敲、逐句修改。9月27日下午，姚亚平兄和我带着基本定型的稿子又专程赶赴大兴先生家中，征询师母等先生家人的意见。最后由王次炤院长仔细通读全文，并修改定稿。在我的印象中，还没有哪一篇生平文稿是以这样的方式完成的。如果说这篇生平文稿较为客观、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先生的成就和贡献，文稿本身也体现了一定的质量和水准的话，那是因为它真正汇集了集体的智慧，汇集了大家对先生深深的敬意和情意！先生远行了，但他再一次以其独有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把大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该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品格！先生远行了，在这个纷乱的尘世里，面对身边许多难以理喻的人和事，先生的人格、风骨和精神却永远是我们这些怀有共同理想的同道者的一座灯塔，光照我们追求真理的道路。先生远行了，但他的永在会让我们的内心始终保有一片纯净的天地！
何宽钊
2015年10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