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上午，于润洋先生辞世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上海音乐学院听当代音乐周的一场讲座。经第一时间与邢维凯、周海宏、宋瑾诸师多方求证，最终陆续证实这个令人难以接受的消息竟然是真的。我再也无法留坐现场，起身到外面的洗手间，找了一个角落，静静地哭了一会儿。之后才在一个圈内的微信群中发了一条消息：“今天早上，于润洋先生驾鹤西去，在医院安详地闭上了眼睛，永远睡着，不再醒来。”

　　一小时之后，于润洋先生逝世的消息开始在朋友圈“刷屏”了，铺天盖地的悼念文字浸透着浓浓的哀思，这是令整个音乐学界都感到悲伤的一天。尽管之前多少有些心理准备，但这一天还是来得太突然了，就在头一天（9月22日）晚上，我与于先生的高足何宽钊通了一个时间很长的电话，谈论的内容大多和于先生有关，我与他还相约在国庆假期找一个时间一同去医院看望于老师，从何宽钊那儿得知，于先生的病情不容乐观，我当时还忍不住问了一句：我们过几天去见一面应该没问题吧？何说，那可能问题不大。万万没有料到这一愿望竟然永远落空了。

　　　一

　　作为于先生“徒孙”辈的学生，我很庆幸自己能比其它同辈学友有更多的机会和于先生接触，也正是这种相对频繁和密切的交往使我更为真切地感受到于先生非凡的人格魅力。在我眼里，他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令人敬仰的学界泰斗，更是一位慈祥和蔼的长者；不仅是一位给予我谆谆教导、让我引为榜样的师长，更是一位可以促膝谈心的普通老人。

　　第一次见到于润洋先生，大约是在十三、四年前，他来我就读的学校福建师范大学讲学，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次讲座的主题是肖邦，在讲座中他谈到了肖邦玛祖卡舞曲的特征，谈到了肖邦叙事曲创作，谈到舒曼对肖邦的评价等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讲座中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其大意是：阐释音乐作品的内涵，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是要深入音乐本体自身，二是要了解作曲家在特定时代、文化中所处的境遇和他本人的心路历程。两个方面缺一不可，都无法回避。那场讲座放在我们音乐学院最大的礼堂里，几乎全院的师生都来了，几百人黑压压地坐在台下。那时我还是个本科生，坦白说，对他讲的东西似懂非懂，自然也没有机会作进一步的交流，但于先生的渊博与深刻和他当时一头矍铄的银发一样令一个年轻的学子心生敬仰。我当时的一个念头就是：做一个有学问的人真好啊。

　　多年以后，于先生另一次来福建讲学，那时我已经是一个研究生三年级的学生了。这一次终于有了和他面对面交谈的机会：在讲座结束后的提问环节，我一连串问了好几个问题，具体提问内容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不知什么原因，把他逗乐了。讲座结束后，我留了下来和他有一个简短的对话，我想可能是出于鼓励或者纯粹出于礼貌，他表扬我问的问题很好，说我是个爱思考的学生，并很认真地询问了我毕业论文做的选题内容。在得知我有继续考博的想法后，他又说了几句鼓励和支持的话，还根据我硕士论文的选题，向我推荐了我后来的导师宋瑾先生。

　　而后，我硕士毕业后旋即留校工作，报考博士之事也暂时搁置了。到了2010年春天，于老师和师母高老师来福州度假，在他们即将回京的那天中午，学院院长叶松荣教授（也是于先生高徒）宴请于老师一行，嘱我作陪，并安排我饭后送于老师和师母回到他们下榻的酒店。在路上，于老师问了我很多工作和学习的情况。其中，就问到我考博的事情，正是他的鼓励使我再次鼓起勇气克服重重困难最终于2011年如愿以偿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

　　二

　　到中央音乐学院后，和于老师交往的机会明显多了。

　　到北京后的第一个月，我就听说于老师托人问我的近况。入学不久就是中秋节，我和宋瑾老师、陈燕婷三人去于老师通州的家里看望他。那天于老师和师母都非常高兴，老中青师徒三代人畅聊了很久，主要话题有两个：一个是《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的再版问题；另一个是当前音乐基础教育的问题。我记得于老师的观点是音乐教育要符合音乐艺术独特的规律，认为目前音乐和其它艺术教育的关系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主张全社会协调改革现有教学体制等等。

　　在此之后，我时常到他家去，有时是去帮忙做些修电脑之类的琐事，有时就是过去聊聊学习和生活，但更多的是向他请教学术问题。他每每给我看他早先写作时记的那些笔记——塞满了书柜和抽屉的发黄的卡片，或者从书架上取下一片音乐光盘边听边聊。

　　其中，印象较深的相聚是两次：一次是筹备纪念他诞辰8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我与何宽钊去他家拍摄视频短片，他表现出的严谨和谦和令人感佩，他认真详细地回答每一个问题，配合摄影师一遍遍地反复拍摄镜头。另一次，是学术研讨会结束后不久，于先生让其儿子于溟先生把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专业的几个年轻教师召集到他家小聚，当时在场的有何宽钊、李晓冬、高拂晓夫妇、杨婧（于老师的博士后）、吕常乐、贾抒冰（两位都是西方音乐史学博士）和我，再加上于老师一家。我们把桌子、沙发拼起来，十几个人围坐在一起把整个客厅都挤满了。饭菜虽简，但是大家都非常开心，除了畅谈各种音乐、历史、人文、学术的问题，还喝光了所有的酒。特别有趣的一幕是，在李晓冬和何宽钊等人的怂恿下，八十高龄的于先生竟然也点燃了一根烟！尽管他吸烟的样子显得很“笨拙”，但他的“表演”把全场的欢乐气氛推向了高潮。聚会结束已经是深夜了，他还依依不舍地送别我们。

　　　三

　　一切仿佛就像发生在昨日，而那天——2015年9月29日上午——这位和蔼可亲的长者静静地躺着，接受悲伤的人来和他告别。尽管我们事先都互相安慰，节制我们的难过，但在那一刻，整个现场都笼罩着深深的悲痛之中，许多年老和年轻的学界同仁，互相紧紧地握手，但并不说话，或者简单地轻声说几句，大家都似乎清楚地知道彼此心里想说的是什么。

　　生命固有终结，当我们缅怀一个人辞世，难道只是追念那道肉身消失吗？似乎不完全是，看起来更多的是我们追忆他的各种“好”，追忆他的离开让我们失去了某些可贵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又是因为稀缺而显得可贵。

　　于润洋先生孜孜不倦于音乐理论的探求，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中，依然抱病关注音乐学术的建设。2015年7月11日，也是我最后一次去于先生家中拜会他，他还向我介绍那本他主编的《音乐百科全书》的出版情况，他给我翻看样书，像看待一个孩子般的眼神打量这本厚厚的鸿篇巨著。他向我推荐姚亚平先生的新作《性别焦虑与冲突——男性表达与呈现的音乐阐释》，当得知我已获赠该书时，他又与我谈论起该书的写作视角和主要观点。

　　于润洋先生以其博大和宽容的胸怀勉励他的后来者，尤其如我辈这样初出茅庐的学子。2014年7月，在我将博士论文送给他后不久，他就在随后的一次电话中和我谈论文中的观点，在给出鼓励的同时，也给出了不少建议，而那段时间，他正忍受病痛的煎熬。在此之前，在我的博士论文的选题和开题当中，他也非常诚恳而耐心地听取我的想法和写作思路，并认真地给出意见。在他的博士后杨婧的一次中期汇报讲座中，我在讲座的结尾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现在想来，我的观点也不一定正确，但于先生在结束后握着我手说，有不同观点是好事，要多思考。

　　于润洋先生总是细心地为他人着想，有一次我陪他去医院看病，在拦下一部的士之后，他立刻抢先坐在副驾驶座上，刚开始不明就里，后来下车才知道，他想着的是坐在那个位置便于付钱，不希望他人抢着付钱。2015年7月底，杨燕迪教授去看望于先生，彼时我刚好在北京，杨老师嘱我和于先生联系，在电话那头，于先生尽管声音沙哑而微弱，但听得出他非常开心，并反复交代我转告，说：“我都在家，让他路上慢点。”

　　之所以有那么多人缅怀于先生，我想他们都和我一样，都受过于先生的教导和启发，或者得到过他的勉励和帮助，或者感佩于他的人品和学识。一个哲学家说过，每个人的天性都有两种追求：一种是追求取得什么成就，有过什么重大发现，给予后人怎样的启发；另一种是追求道德、品格以及人生的意义。而在于先生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两个方面都写下了精彩的答卷。倘若说“纪念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是继承他的精神”这句话稍显俗气的话，我认为我们依然可以说，于先生的品格确是这个时代的稀缺之物，这也是我们对他的辞世感到深深的遗憾和痛心的缘故。

　　在赴京参加追悼会前，我在机场候机时，写下了下面这段话： “在所有赴京的旅程中，这是仅有也是最为沉重的一次。因为，这次是去和一位慈祥的老人道别。也许无论去到哪儿，他都不会停止思考，我们能做的，就是送他一程，祈望他一路好走。” 现在看来，这段话仍旧可以代表此刻的心情。

　　于先生的一生无疑是精彩的，他在音乐理论方面取得的成就如同夜空灿烂的焰火，光芒四射、绚烂多姿；而在我看来，更令我感动和敬仰的是，他的品格、他对学术孜孜以求的精神和他待人接物的宽仁敦厚，这一切都如同一抹午后的阳光，温暖熙和、普泽后人。

　　2015年10月4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