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1日晚，我院附中退休教师陈毓铸教授为学校师生做了一个关于音乐表演中音准问题的讲座，笔者有幸聆听了这场历时将近三小时的讲座，自觉受益良多。陈教授是我院附中小提琴专业的老教师，从教数十载，为学院培养了不少优秀学生，其中包括现旅居美国的优秀青年小提琴家钱汶。

讲座始于这样一个问题，即“音准问题到底要不要提到科学的高度？”对此，人们有不一样的看法。有人说，以物理学、数学的方式研究音准问题，纯属多此一举，因为，音准不准是一种主观的感觉，而无需煞有介事地称其为科学。也有人说，多数人认为准的音便是准的。陈教授当然不满足于这些简单粗糙的观点，他相信，音准存在着客观的标准，并且，若要真正指明这客观标准，必须借助声学（如泛音理论）和律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

陈教授认为，现存的几种主要的律制，皆与人们的音准概念密切相关。他分别介绍了五度相生律、纯律、十二平均律的特征，以及各自的优缺点。比如，五度相生律中，其半音比较接近，较具倾向性，但是，通过五度相生得出的#E却比F高出24个音分（即古代音差）。同时，此律制不易于获得和声的协和感；纯律则相对易于获得和声的协和感，但由于其半音距离较大，因此，若运用于旋律演奏，又可能导致倾向性不足。同时，纯律中，三、六、七级音略低，在转调时又可能产生不协和音响；至于十二平均律，其每个小二、大二度的距离都一样，但其大三度不如纯律协和……

在讲述过程中，陈教授提到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1）弦乐器演奏、乐队演奏与合唱，不应该仅以十二平均律为主要律制，不同的律制各有长短，应该综合运用，这才可能获得良好的音准效果。（2）在教学中，否定、忽略纯律是一大缺陷。教师有必要更多地向学生介绍纯律，改变人们对纯律的误解或一知半解的状态。（3）“协和”是人的天然需要。人们选择不一样的律制，发明某些新型的乐器（如加键钢琴），都是在追求音程的协和感。而音程之所以协和，其根本原因便在于两个音之间的“谐音对”的数量，亦即共同谐音越多，音程便越协和（此为德国音乐声学、心理学家黑尔姆霍尔茨的理论）。（4）音乐与数有着密切的关系（此为古希腊哲学家毕达戈拉斯的观点）。从事音乐的人，虽然更多地需要依靠感性体验，但是，若忽略数的意义，便无法从根本上解释音乐存在的基础。因此，有必要消除对数学的偏见。（5）当我们同时演奏两个音时，会出现第三个音，即差音（意大利作曲家、小提琴家塔蒂尼的理论）。三个音正好组成一个三和弦。如果要判定所演奏的两个音是否准确，便需要去仔细聆听那第三个音是否出现。陈教授通过自己的实证研究，证明了差音并不仅是一种纯粹的主观现象，它还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声学现象。说得更准确些，差音既有主观的一面，又有客观的一面。（6）人们对于音准，应该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并用数字的方式将其表达出来。但是，人毕竟不是机器，不可能做到每次都完全精确，因此，有时候有细微的音准波动——如2赫兹左右的波动——是允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7）不仅音准问题与自然科学有关，运弓、发音等问题也可能与之有关，这里或许蕴含着力学的原理。（8）深奥的理论研究，最终是为了音乐实践。无论是讲声学、数学，还是讲律学，最终为的是让学生获得良好的音准判断能力，更好地为音乐演奏实践服务。

最后，陈教授播放了他的两位优秀学生的演奏录像。一位是邓婷婷，演奏西贝柳斯《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其技术纯熟，左右手配合极为协调，音准控制精确，乐感也十分成熟。另一位是目前在世界乐坛上十分活跃的女小提琴家钱汶（现任美国大都会歌剧院乐团副首席），演奏巴伯的《小提琴协奏曲》，她同样有着精湛的技术，且充满激情、大气磅礴，虽然年轻，却已达到了极高的艺术造诣，并拥有独特的艺术个性。

其实，在聆听讲座的过程中，笔者并不仅仅敬重于陈教授的渊博知识，更被其刻苦钻研的精神所感动。要知道，一位从事表演专业的教师除了要担负繁重的教学、演出任务，还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去研究各类复杂的律学、声学问题，并思考它们对于演奏实践的意义何在，这的确是一件极不简单的事情，若没有足够的钻研精神，是不可能办到的。从陈教授身上，我似乎可以感受到一代老教师的精神风貌：敬业、刻苦、持重、坚忍，还有高度的责任感。正因为他们的卓绝努力，母校才有今天辉煌的成就。这不由使人想到年轻的音乐学子们，想到我们能为母校做些什么，增添些什么。在一个崭新的时代环境中，新的机遇、新的困难皆摆在我们面前，如何把握机遇、克服困难，将是我们不可回避的课题。自然，不同专业的学子将以不一样的方式为母校增光添彩，但有一点却是共通的：只有将老教师们的优良学风和敬业精神发扬光大，才能使母校从辉煌走向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