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厚简介：著名管子演奏家、教育家，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1941年生于安徽省芜湖市，1952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现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作为著名民间艺术家杨元亨的入室弟子、一线单传，其继承了几乎失传的管子绝技。196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中国第一位管子专业教师。其在管子专业教学、演奏、科研等方面均做出突出成绩，并对中国四大古乐之一的智化寺京音乐、雁北地区恒山道教音乐的保护和发扬做出贡献，使之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演奏家，其足迹遍及北美洲、欧洲、亚洲多国及地区；JVC公司、PHILIPS公司、BMG公司等录制其演奏专辑（CD）；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其《论管子演奏》专著；艺术简历被《中国音乐辞典·续篇》收编入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获“国家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文化部“部级优秀专家”称号，以及台湾第六届全球中华文化艺术薪传奖、中央音乐学院杨雪兰教育奖等多个重要奖项。
胡志厚不同时代的舞台演出照。
我是在11岁（1952年）那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前身）的，至今已在这块“风水宝地”学习、生活、工作整整70个年头。虽说走上音乐之路是个“误会”，尤其学习管子专业更是阴差阳错，但在“央音”的时光很幸福。
走上管乐之路：无心插柳柳成荫
1950年，我入上海工人子弟小学读书，因每日早上在操场指挥大家唱国歌，而被老师发现，成为学校的“首席”小指挥。1952年，“央音”的少年班赴沪招生，工人子弟小学领导看到招生简章后，认为我符合条件，带我前去报名应考。考场上，我以一首《我是人民的战士，人民的兵》，被考官黄国栋老师录取。
我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音乐上的“白丁”，从没想过要报考中央音乐学院，更别说能够考上了。当时从上海赴“央音”少年班学习（1952年11月24日），主要是学校不用教学费还管饭，每月另有2元助学金。后来，我才知道了这件事情的背景：那一年，中央音乐学院响应国家号召，由时任院长马思聪（任队长），副院长吕骥、教务处主任缪天瑞（副队长）等领导带队，赴苏北、皖北、河南的治淮工地劳动、生活，同时组织文艺工作队进行宣传演出。在安徽农村劳动时，有一个农民的孩子唱的民歌特别感人。马思聪院长深受感动，指示学校“少年班”应招收一些工农子弟，给予他们学音乐的机会。
1952年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于天津绍兴道合影（右1站立者为胡志厚）
那时学校还在天津，教室、宿舍、食堂，只有一个小院。虽然办学条件尚比较艰苦，但所设课程已相当丰富。少年班设立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三个专业，另外还有乐理、视唱练耳、合唱等课程。我们入学后都先学钢琴，一年后再分专业。我钢琴学得还不错，但因为手小，至二年级时被分到盛雪教授班上，学习小提琴。盛雪教授是中国第一代小提琴教育家，能够跟他学，是很幸运的。然而，我却对拉小提琴提不起兴趣。一次学校组织看电影，我听到片中放映的里姆斯基-柯萨科夫创作的交响曲《一千零一夜》里，有一段单簧管描写大海的独奏，一下就被这件乐器迷住了，心中确定了新的目标：一定要学管乐。但遗憾的是，当时少年班尚无管乐专业。
1954年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在天津十一经路新校舍前留影（后排左2为胡志厚）
转眼到了1955年的春天，没有想到的是，我却机缘巧合地学上了民族管乐器——“管子”。
中央音乐学院首任党委书记、副院长吕骥，来自延安“鲁艺”。他非常重视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与发展，不仅给我们开设民间音乐课，还陆续邀请了许多民间音乐家进校演出、教学。1950年，冀中管乐著名艺人杨元亨被正式聘任为学校教师。而领导安排我成为他的入室弟子（也是关门弟子），起因则是他在中南海的一场演出。据悉，当时毛主席听了杨元亨的演奏后，十分赞赏，并提出了“要他带徒弟”的殷切希望。学校领导得到“要把传统音乐传承下去”的指示后，到少年班挑选学生，因我当时整天“吵着”要换专业，就把目标落到我的身上。虽然走上管子演奏与教学之路，纯属无心插柳，但师从杨元亨先生，让我对民族民间音乐有了新的、更加深入的认识，也坚定了我把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的决心。
坚守传统之路：必有坚韧不拔之志
当时民乐系尚未成立（成立于1956年），只在管弦系设有民乐小组，负责人是陈振铎老师，是他带我去见杨先生的。民间音乐的传承，主要是靠口传心授，很多艺人不认字，也不识谱。为了适应专业教学需要，杨元亨进校后不顾年事已高（时57岁），刻苦学会了简谱，每次上课都将曲谱亲自手抄。我记得他教我的第一首曲子是《迎春喜》，上课时亲手给我划了一张管子指法图。图上的线条划得都不直，哆哆嗦嗦的，让我非常感动。
杨元亨（1893-1959）
杨先生的教学鲜活、生动，讲述与示范相结合。他要求我演奏时要做到“口中有曲、心里有形”。每学一首曲子，他总要我先学会“哼”，得出“味道”，只有哼出“味儿”来，才能把曲子吹“活”。杨先生的哼谱，不是哼唱音高的音名，而是用各种不同衬词，操着浓郁的冀中地方口音, 有滋有味，浑身带劲，充满动感，使我对乐曲产生浓厚的兴趣和热情，感受到它的内在美感。民间传统器乐演奏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即兴性。一曲《小二番》,杨先生不仅可连续演奏出20多种不同变奏，而且能演绎出多种不同情绪风格。1954年中央音乐学院派时任声乐系主任的喻宜萱以及杨元亨等优秀教师，前往东北参加当地为一位苏共领导人逝世一周年而举办的纪念活动，当时杨元亨以独特的音乐处理方式把欢快的《小二番》演绎成一首悲曲，形象模拟了“中国式哭腔”，令台下的苏联观众感动落泪。中国民乐所具有的这种“情通天下”的艺术魅力， 1982年我在美国也感受过。在一场演出后的庆功宴上，一位素不相识的美国老妇人趴在我的肩上失声痛哭，这一举动把初到美国巡演的我“吓坏”了，原来她的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不幸阵亡，近30年的思念之情，在当晚由我吹奏的一曲《阳关三叠》中得到释放。她告诉我：“是您这位东方人用东方乐器演奏的东方音乐，把我这位西方老太太几十年积下的心结打开了。”音乐是一种情感的艺术，而人类的情感又是相通的。如今40年过去了，我仍难以忘怀那晚的场景。
除了课堂教学，杨先生也非常重视实践，我每次上台演奏，他都亲自给我伴奏，在舞台上“教”，在舞台上“带”，把课堂与舞台结合起来。不仅如此，杨先生演出时也总把我带上。记得一次在天津群众艺术馆演出，杨先生演奏《放驴》，上台前他对我说：“台上‘活’一点儿，我怎么吹，你怎么学，别光盯着谱子。”即兴性和灵活性，这正是民间演奏艺术的生命和灵魂。
我是杨先生在学校唯一的学生，我们之间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师生情谊。1958年底，杨先生因年老多病退休返乡，之后不久便不幸去世。我记着他教我的最后一首曲子是《后山坡羊》，一位北方民间艺术代表人物，竟然以南昆曲牌作为我们师徒的“收官”之作，这体现了他老人家对中国音乐海纳百川的气度与胸怀。他的家人告诉我，其在弥留之际，嘴里还一直喊着我的名字。所谓“师徒如父子”，这既是一种情感的连结，也是艺术生命的延续。
杨先生去世后，我曾跟随赵春峰等老师短期学习。少年班毕业时，我执意要去乐团工作，但领导们认为我年龄尚小，应该继续深造。由于很难再找到管子专业老师，时任学校党委书记、副院长赵沨，专门为我制定培养方案：全国各地哪有好吹家就去哪里学，系部不要进行干涉，学成后回校做汇报演出。他派我去山东随魏永堂学吹唢呐（鲁西南魏家班代表人物），去广东学潮州音乐，去西安感受秦腔、迷糊戏、碗碗腔、皮影戏等当地民间音乐的独特魅力。他还亲自带我去他的家乡河南开封拜师求艺。
1958年中央音乐学院迁至北京后，与老师和同学们合影（胡志厚最后排右1）。
1980年，赵沨院长率中央音乐学院演出团参加洛阳第一届牡丹花会演出活动。第二排站立左4胡志厚，左5赵沨。
民间音乐产生在民间，流传在百姓当中，浓郁的生活气息是它最可贵的特征，失去了这个元素，就失去了它的灵魂和生存价值。因此学习民间音乐，要扎根沃土，与人民共情。“走出去”，到民间去学习，是“央音”的一个非常好的传统，也使我受益匪浅。
探索创新之路：全凭老干为扶持
对于中国传统民族音乐而言，首先要守护、传承，之后才有可能发扬和创新。而任何创新，都必须有根可寻，有本可立。
1983年，赵沨院长办完退休手续后曾经来到我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民族管乐专家，要有开阔的胸怀，不仅是演奏，在理论和修养上也要有系统的学习。”这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
为了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我静下心来读了很多书。当时，学校的国学专家方承国先生开设了一门“古代汉语”课，从诗经讲到宋词共计三个学年。我用十年时间听了三个轮回。每堂课都坐在第一排中间，把老师讲的每一个字都认真记在笔记本上。此外，每次演出我都会邀请音乐理论家蓝玉崧先生来听，请他给我提意见。有一次演出后得到的评价是“过于朴素”。我听了百思不得其解，很是郁闷：“朴素中蕴含最真挚、单纯的情感，音乐要以情动人，这难道还是问题？”后来我才逐渐意识到，问题不在“朴素”，而在“过于”两个字。从美学上来说，中国传统艺术讲究意境，讲求韵味。晚唐诗人司空图曾有言：“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这其中的“味儿”，透着中国人的智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而要把管子吹出意境，奏出韵味，还需要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
除了在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文学等方面“补课”，我也十分注重从传统音乐特别是佛教音乐中吸取营养。北京智化寺京音乐是我国现有古乐中唯一按代传袭的乐种，至今保存完好，被誉为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20世纪80年代，我带领民乐系管乐教研室全体老师，到北京佛教协会广化寺进行集体学习，历时三年，每周四下午2点至5点，风雨无阻，一次不落。1986年我们又与佛教界人士组成“北京市佛教音乐团”，对智化寺京音乐进行抢救和继承，让古谱里的音符“活”起来。我们于同年底在学校小礼堂（现筒一号楼）举办了“智化寺京音乐汇报会”，并于1987年2月，受欧洲民俗艺术学会的邀请，赴西德、法国、瑞士等国访问演出，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
1986年3月30日，由我校教师与佛教界人士组成的“北京佛教音乐团”，在北京佛教协会所在地广化寺成立。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出席并讲话。
1994年，以袁静芳为团长，胡志厚等人为副团长的中国传统音乐演奏团，赴台湾举办了5场北京智化寺京音乐音乐会。
胡志厚教授在采访中提出：只有真正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才是世界的。（资料来源：原院长办公室档案室）
从守护、传承再到发扬、创新，这是我一生的音乐信念。而管子的创新，在于演奏，也在于创作。管子是中国民间土生土长的乐器，怎么使它具有更丰富的文化内涵？我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得到灵感，创作了《阳关三叠》《离骚》《胡笳十八拍》《乌夜啼》《醉翁操》等新作品。
乐器从不离身的胡志厚教授
被国务院授予“国家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中国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一年育禾、十年育林、百年育人。作为教师，育人要先育己，教学不能守旧，学问必须常新。我虽然已进入耄耋之年，但依然坚持看书，坚持练琴。自己行得正，有学识，学生才会听你的。你把好的营养给学生，他们是会吸收的。
档案馆（校史馆）供稿
视频采访：王歆、王乾越（摄像）
文：宋学军、张乐
视频剪辑：张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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